杜重远，奉天肇新窑业公司董事长，实业家，著名爱国人士。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杨大城子镇凤凰岭村小凤凰岭屯一户农家。父亲杜辉，母亲孙氏。兄弟姐妹5人，重远在兄弟中排行为三，上有姐，下有妹。全家人皆以务农为业，只杜重远一人读书。他少小时期的名字叫杜学乾。杜重远是他事业有成时取的名字，以象征任重道远之意。

　　1911年（宣统三年），他于乡里塾馆毕业，名列前茅。然而，由于家境困窘，父亲想让其辍学助田。是表叔孙继贤说服了杜辉，才使重远离开乡里，远赴奉天两级师范附属中学读书。1917年毕业。毕业时，在200名学生中仅有6名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杜重远是其中一个，前往日本仙台经预科学习。同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窑业科，前后学习8年。此间，日本当局正强行逼迫袁世凯承认其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妄图侵占中国。1918年5月，日本又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御敌军事协定》，使其侵略中国行径益加升级。日本无理要求把统治中国旅顺、大连和租借南满、安奉两路期限延长到99年，吉长路管理权在99年间委托给日本，并以武力相威胁。留学生王希天、孙宗尧、王朴山等，都是吉林籍爱国青年。当时，周恩来也在日本读书。他们见此，发动了著名的“拒约”运动。“收回旅大！”、“收回青岛！”、“收回二路！”的口号声连天。此境，助长了杜重远“实业救国”之心。

　　1932年毕业后回国。首先，他在奉天（今沈阳）北门外买地建房，办起一家窑业砖厂。没有资金，当局又不予支持。无奈，他求亲靠友，筹集6000元奉票，结果赔个精光。然而他不气馁，再次借资30万元奉票，在原来老式砖窑基础上，办起了一座新型陶瓷厂，取名奉天肇新窑业公司，任董事长，为东北第一个机械陶瓷厂，是当时中国人自己经营的最大的窑业。这次，他一年赢利就达800万元奉票。

　　事业成功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声望。不久，他当选为奉天省（今辽宁省）总商会副会长。他又利用资金同奉天名士阎宝航一起，创办了多处贫儿学校，使贫困子弟能入学读书。时任镇威上将军的张作霖，见重远是个人才，亦为自己脸上贴金，便给其挂了个秘书头衔。当时，日人正忙于在奉天各县设立领事馆事。他们见重远名重一时，影响巨大，便以官职诱惑，请其出面协理。重远见此，气愤已极，说道：“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生存。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命同草芥。吾本人生命都置之度外，还要官做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杜重远的迫害，甚至要施以暗杀。无奈，重远乔装出走，流亡关内。同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今北京）成立，重远被推举为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同年11月7日，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将军在齐齐哈尔附近嫩江桥，率先打响抗日第一枪，重远在上海街头呼号募捐，予以支援。同时，他动员了南洋兄弟烟卷公司出品了一种牌号称“马占山”的香烟，并经长春汇通公司代理，送往齐齐哈尔马占山所部，用以鼓舞抗日士气。是年冬与翌年春，重远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湘、鄂、川、赣、沪、宁等省市，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933年初，日军侵占热河，重远不远千里，率救国会政治部人员及学生宣传队，赶赴热河前线，进行慰劳和鼓励。此后，重远在江西九江、云南昆明等地，相继办起窑业瓷厂，连景德镇都划归为他的瓷器经营范畴。翌年被邀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这期间，他与邹韬奋、李公仆、胡愈之有了联系和交往。他利用陶业收入，多次支援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等所领导的第十九路军。由“实业救国”到“抗日救国”——是重远爱国思想发展的一个飞跃。

　　在他就任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局长期间，再度见到了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这个时期，周恩来派遣潘汉年也与重远取得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已经在重远心中生根。于是，他把有关陶业事宜委托他人代营，自己秉承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上海创办了《新生周刊》杂志，自任该刊发行人和总编辑，确定的办刊宗旨是：“为求民族生存而奋斗”。《新生周刊》深得民众欢迎。仅几个月的努力，发行量就达十几万份，居全国杂志界第一位。

　　1935年5月4日出版的《新生周刊》，刊载了本刊编辑艾寒撰写的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这篇文章，提到了日本昭和天皇。说他原是搞生物研究的，如果不当天皇，继续搞生物研究，说不定会成为一位著名生物学家。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正常的事情。然而，日本当局出于反华和侵华的目的，竟蓄意挑衅，硬说“有辱天皇妨害邦交”，并以此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抵制不住，遂下令查封了《新生周刊》，并要杜重远交出该文作者艾寒松。重远为保护同事，拒绝交出作者，并大义凛然地承认：该文是由我本人签发，本人是该刊主管，甘愿承担全部责任。开始时，国民党政府考虑重远是位有影响的人物，是位社会名士，只处以罚款，以为了事。但日本当局却得寸进尺，坚决不允。在日本当局的强行威逼下，国民党政府决定逮捕重远。前来逮捕的警官就在门外，屋内传出重远庄重的声音：“请他们等等，待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此时，他正动笔写《新生周刊》最后一期终刊《告别读者君》。待他写完“鼓起斗争勇气，担当历史使命”之后，将笔一掷，向同仁道了一声再见，便昂首向外走去。同年6月30日，重远被以莫须有罪名判刑一年零二个月。

　　在《新生周刊》最后一期出刊的那天，上海出现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见此，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保外就医的办法，让重远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兼作休养。这期间，他通过东北抗日救亡团体里的高崇民和中共地下党员宋介农，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取得了联系。

　　1936年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借来南京开会之便，在虹桥疗养院所坐落的上海郊区附近，与重远秘密会见。同年8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因为牙病，也住进了虹桥疗养院，得与重远相见。从此，重远与杨、张关系更加密切。同年9月8日，重远出狱。不久，便奔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他说：“若不抗日，便没有你西北军的生路；若不抗日，便没有我东北军的明天。要想有国有家，必行抗日救国之策，而抗日救国之策，在于东北军与西北军双手合起，攥起拳头。”闻声，张、杨双手握紧了。同年12月12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同年12月15日，重远去江西九江，即遭到陈立夫的软禁。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匆匆来到西安，按照中共中央的意图，准备要与国民党协商组成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组成人员，共产党方面由周恩来提名，周恩来提名的成员是：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三人，但是，这个愿望以遗憾告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1月，重远经周恩来介绍，抱着“为祖国奠定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来到新疆，当时新疆是盛世才掌权。盛世才，辽宁省开原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爱国活动，又入韶关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追随郭松龄反奉失败，逃亡日本，入陆军大学，归国来到新疆。此时，盛世才还打着革命旗号。他伪装进步，主张联苏、联共、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盛世才还提出一个要求，要共产党给他派去得力干部，已便改组其军队。就这样，共产党派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来到新疆。继而，又有茅盾等人来到新疆。其实，盛世才别有阴谋。他准备将新疆划归苏联，成为其中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自任首脑。他的这个意图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便又投靠蒋介石。他为了表现效忠于蒋介石，便开始大肆迫害来到新疆的共产党员，先后以所谓的“汪精卫系统阴谋暴动案”为借口，以突然袭击办法，捕获了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2000余人。接着，便是惨无人道的杀害。1943年，毛泽民、陈潭秋等人被害。不久，便将魔爪伸向重远。重远到新疆初，盛世才想要委任他为新疆工业局局长。重远为了做点实事，只出任了在迪化的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院长。内地来的著名学者茅盾等，应重远之邀正在该院任教。盛世才的阴谋已为重远获知。但是，重远将个人安危与生死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他巧妙的掩护下，茅盾夫妇离开新疆，回到延安，转危为安。

　　就在茅盾和夫人刚刚被送走，重远即被捕入狱。这天夜里，盛世才带着随从来到狱中，来到重远面前。重远的老家吉林怀德，与盛世才的老家奉天开原，相距不足数百里，又是同庚，早年就有相识。盛世才见了重远后，便说道：“不久，我将把你放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事，请包涵几日，望见谅。”他又命人将打了皮的苹果端上来，请重远用。他又怕重远有虑，便将一个苹果切成两半，自己先拣起一半放进口里，留一半给重远。重远哪里知道剧毒就在那一半上？重远吃了那半个苹果后，当场暴死狱中，时年4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