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墨林，长春益发银行常务董事、总经理。河北省乐亭县人，约生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少年时来东北，在长春益发合学徒，因其踏实勤奋，深得掌柜的器重。

　　益发合本为京东刘家在长春开设的一家大车店，兼营粮业。长春位于松辽平原中部，盛产粮豆，亦为日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货币纷杂，故商界多以经营粮钱两业为致富之道。二十世纪初，长春已有钱庄30户。1904年（光绪三十年），益发合在长春城里西三道街开设了益发钱庄，李墨林被派到钱庄从业。翌年，年轻有为的孙秀三就任益发钱庄经理。在孙秀三的栽培下，益发钱庄人才济济，李墨林亦脱颖而出，很快就成为孙秀三的得力助手和钱庄的业务主管。他的特点是：精通业务，长于谋略，而又老诚持重。

　　随着益发钱庄营业的迅速开展，益发合盈利的绝大部分来自钱庄。1918年，孙秀三取代了老掌柜韩杏林，成为益发合的领东掌柜。企业也明显的分为两部分：一为经营粮食买卖和加工的益发合，一为经营金融业务的益发钱庄,孙秀三则总揽全局。

　　这时，益发钱庄的经理仍为孙秀三，李墨林是副经理兼营业主任。实际上，孙秀三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如益发合的转向实业，筹建油厂、粉厂，开展百货业等，长春商会会长的会务，以及协调对官方、对财东的关系等等,这些占用了孙秀三不少时间和精力。因此，益发钱庄这一摊，就是由李墨林来主持了。这时，益发钱庄的组织机构也在不断扩大，除长春总柜外，还有哈尔滨、卜魁（齐齐哈尔）、乐亭等3个分柜（独立核算单位）和济南、沈阳、大连、上海、天津、昌黎等6个分庄（分柜派出机构）。益发钱庄在乐亭县设分柜，专为在东北经商的乐亭人办理向家乡的汇款，汇款的累计数额很大，每年均达几百万元之多。有时受款人不及时领取，竟把汇单当做货币流通。这笔未付款又可以被益发钱庄暂作流动资金使用。

　　当时，益发钱庄总柜门市栏柜和帐桌上的从业人员就有50多名，忙于各种货币的汇总和兑换。从表面上看，这是钱庄的主要业务，其实买卖金银更为重要。益发钱庄从漠河、哈尔滨等地收买砂金，到长春自家的银炉制成十两（旧秤1斤为16两）一个的标金，发往上海。每月都要往上海走一次标金，经常是六七个人，每人携带黄金300两左右。在上海卖出标金，买回白宝（银元宝），改铸成53.5两的“吉林大翅儿”（吉林的银元宝两端翘起，俗称“吉林大翅儿”），卖给农民。当时由于货币不统一，农民在农村中主要以银子为本位。在这一过程中，益发钱庄获利颇丰。

　　但是，益发钱庄更重要的发财之道却在于倒把钱钞。当时东北金融混乱，中外货币多达15种，票面竟有136种之多，加之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币值时升时跌。益发钱庄一方面派人到钱钞交易所进行买卖活动；另一方面以长春为枢纽指挥各地分支机构大批收购或抛售，在那动荡的年代中，每日定时用电话掌握行情变化，以决定收购与抛售。以金票为例，如大连1元金票等于银大洋1.3元，而长春则是1:1.1，益发钱庄即令大连出售金票而在长春又收购与大连出售相等数量的金票，从帐面上看只是长春拨到大连1000元金票，实质却赚了200元的利润，这就是益发钱庄所津津乐道的“套盘”，它是益发钱庄赢得厚利的主要秘诀，曾用这种办法在一天之内获利2万元。

　　二十世纪20年代，益发钱庄的金融资本为益发合兴办实业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1925年发生了张作霖枪毙“天和钱庄”经理事件。为了避免风险，益发钱庄于1926年改组为益发银行，由倒把钱钞转向存贷汇兑。总行仍设在长春西三道街，李墨林仍任副经理，主持业务。哈尔滨、沈阳、天津、大连、齐齐哈尔等地的益发钱庄分庄亦先后改为益发银行分行，并在北平（今北京）、烟台、安东（今丹东）、吉林等17个市设立益发银行的分庄。

　　1927年，益发银行哈尔滨分行经理何瀛洲因“倒孙”（孙秀三）失败而下台，由李墨林出任哈尔滨分行经理，使江北一带的业务并未因“倒孙”事件而受到影响，李墨林的声望亦随之远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益发合设立总管理处，在西三道街益发银行总行二楼办公，处长孙秀三，李墨林任副处长，由哈尔滨回到长春，协助孙秀三总揽全局，并继续主持益发银行总行业务。东北沦陷后，日伪的经济统制首先从金融业入手。1933年，日伪政权颁布《银行法》，限制金融机构，取缔旧式钱庄，同时对资本金也进行限制（长春、沈阳最低为40万元）。到1935年，长春的37户钱庄全被淘汰，民族资本的银行只剩益发银行、益通银行、功成玉银行、惠华银行4家。

　　1936年，益发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益发银行亦同时改组为股份制，资本金由50万元增为100万元，选举产生了董事会。孙秀三为董事长，李墨林当选为常务董事，并代表董事会在长春益发银行总行主持工作。至此，益发银行与益发合正式分成为两个企业。当然，这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投资人相同，人事亦可交流，新式的名称叫做“姐妹企业”或“兄弟企业”，按中国商界旧传统的说法，叫做“两号连东连伙”。

　　日伪的经济统制，割断了益发银行金融资本与商业、产业资本的联系。继而，日伪政权取缔了钱钞交易所，并对汇兑加以控制，最后又强迫益发银行的流动资金和帐外资金逐步缩小，银行本身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也在逐渐缩小，已不能为益发合筹划资金了。日伪政权统治后期，益发银行图存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在增设分支机构、扩大存放款额方面寻找出路。当时益发银行的分支机构有15处之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其占领区的统治和掠夺。1941年，日伪政权公布“七·二五”停止令，从此物价冻结，全面实行配给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益发银行只能勉强维持开支。

　　1945年2月，孙秀三病逝于大连。刘毅侯继任益发银行董事长，李墨林仍为益发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这时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国土光复了。谁能料到，对益发银行的致命打击，却恰恰就在光复之后。首先，进驻长春的苏联红军，把光复前夕益发银行勉强从伪满中央银行支取出来的一笔巨款，硬当做战利品运走。继而，国民党接收大员办理接收，接收的原则是“只接资产，不负欠款之责”。因而把益发银行欠伪满中央银行的款项全数接收，而伪满中央银行的款项则另案办理。本来益发银行和伪满中央银行的往来能相抵销，只走一笔账，即可结清。而这样的接收，不仅使益发银行资金枯竭，连仓库中的库存实物也打扫一空，使益发银行陷入窘境。

　　1947年随着内战的扩大，益发银行各地的分支机构相继废业，长春总行尚开门营业。1948年春长春被围困，益发银行总行亦被迫废业。

　　新中国成立后，益发银行只有哈尔滨分行尚在营业。公私合营时，李墨林以总经理的身份亲自去哈尔滨，会同分行经理，把益发银行哈尔滨分行并入人民银行，并成立了益发银行善后清理处，亲自办理了益发银行的善后事宜。

　　李墨林体胖，晚年以练太极拳健身，其豁达之心态，颇受同龄人称道。

　　二十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李墨林以耄耋高龄逝世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