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次玄，原名益昌，字次玄，长春益发合有限股份公司股东代表。公私合营后，任合营企业副董事长，吉林省工商联第一届主任委员。河北省乐亭县人，1905年（光绪三十—年）出生。

　　刘家是京东巨商兼地主，居北京以东的河北省乐亭县汀流河镇刘石各庄，一般称刘家为乐亭刘家或汀流河刘家，因富冠京东，故而有“京东第一家”之称，简称“京东刘家”。京东刘家被列为“中国北方四大家”之一，在关外“与吉林牛家”并列，有“关外牛，关内刘”之称。

　　刘家从清朝咸丰年间（1851年至1861年）开始发迹。清光绪年间，刘次玄的曾祖父堂兄弟10人，各起堂号，通称“刘家十堂”。其中刘次玄的亲祖父刘兴辉为“仁合堂”，其叔祖刘仲平为“中合堂”，合称“仁中两堂”。后来，仁中两堂亲叔伯9弟兄又分成9股，刘兴辉以长兄身份主持柜事，其长子刘梦斗（刘次玄生父）在仁中两堂9弟兄中，又以长兄身份独揽商号大权。

　　刘家的发迹以经商为主，先后在关内外开设商号数十处，这些商号的字号大多数中间是一个“发”字，人们称之为“发”字号，其中的益发合就是在刘兴辉主持下创办的。

　　刘梦斗，原名应枢，字梦斗，又字孟道。刘梦斗有二子一女，长子刘赫炎，次子就是刘次玄。刘梦斗的二弟刘剑秋体弱多病，19岁就去世了。未满两岁的刘次玄过继给次门为嗣，在仁中合堂9股中，他与其叔辈一样，是单挑一股。

　　刘次玄自幼聪颖好学，受了较好的私塾教育，毕业于乐亭县立中学，以优良的成绩博得许多人的夸奖。他的古文颇有根基，毛笔字也有功夫。13岁时就曾为乐亭县写过一块碑文，被人们传为美谈。他在刘氏家族中是一个比较有学识的人。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家乡不太平。1933年，仁中两堂9股全部迁居平津两市，他定居天津。一般不明底细的人，往往把长春益发合与京东刘家混为一谈。其实，益发合仅仅是京东刘家所经营的数十处“发”字号企业当中的一个，益发合的东家仁中两堂也仅仅是京东刘家十堂中的两堂。刘次玄则是仁中两堂9股当中的一股。他在益发合和益发银行的投资占刘家投资总额的10%，益发合的同仁都称他为“次玄东家”或“二少东家”。

　　益发合这位“二少东家”，在仁中两堂9股两代人当中，比较有学识，有见解，在参与柜事方面，也比较活跃，比较起作用。1936年，益发合的领东掌柜孙秀三向刘提议组成股份有限公司，他三伯父刘毅侯赞成，七叔出面反对，扬言要诉诸法律，还有另外几股也在犹疑观望，或倾向于反对，在刘家形成了两派。从当时的形势看来，若继续按着中国旧式商号的方式来经营，不仅难以统筹管理如此庞大的机构和复杂的业务，而且势必要承担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刘次玄平时就很钦佩孙秀三的卓识远见，他认识到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既是企业经营的需要，大势所趋，又符合刘家股东的长远利益，所以拥护刘毅侯，并且致函孙秀三，表示大力支持。信中说：“决定改组，为大势所趋，是聪明的办法，纵七叔声明反对，甚或诉诸法律，此既定方针也不能动摇”。他这种坚定的态度，推动了仁合堂其他几股转向刘毅侯，促进了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会的召开，使益发合在经营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他当选为监察人。此后他又被选为益发银行溢发合的姐妹企业，由益发钱庄改组而成）董事，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

　　这位“二少东家”，对待益发合所有的从业人员，不论是掌柜的还是一般职工，都一视同仁，从不摆“东家”架子，对益发合的“开创元勋”孙秀三则以父礼遇。

　　实际上，刘次玄仅仅是一个子承父业的投资者，并非企业家，但他却是一个富有乡土情和正义感的人，有助人为乐的精神，也有旧读书人的骨气和民族气节。

　　他年届20岁的时候，正当直奉战争，乐亭一带正处于第一线。25岁到30岁这段时期，他所见到的是东三省沦陷、热河失守、长城之战、日军入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等，乐亭一带又处于第一线。内忧外患，怎能无动于衷？他学的是孔孟之道，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但他非常钦佩李大钊的学识和品德。他认为乐亭出了李大钊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全县的光荣。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在北京的乐亭同乡、学界名流白眉初、李凌斗等人出面收尸。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起了善后捐款。刘次玄不顾当时的白色恐怖，积极参加为李大钊善后捐款。这一次举动被乡里传为美谈。

　　刘次玄另一件被人们称赞的事是在东北沦陷时期。有一次，关东军方面想往益发合入股，益发合在长春的负责人段馨五难以应付，便请示大连总管理处的孙秀三。孙秀三又给天津刘毅侯写信商量。刘次玄坚决支持孙秀三和刘毅侯，极力反对此事，最后益发合婉言谢绝了关东军方面的要求，避免了像王荆山那样沦为汉奸、裕昌源进入敌股的可悲的结局，使益发合及刘家的仁中合堂保持了民族企业的气节。

　　尽管他自己的生活相当俭朴，对别人却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关心社会公益事业。1936年天津发大水，市区被淹没，街上行船。他与著名律师张士俊共租一艘小木船，施舍难民。

　　1940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于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加强了对其占领区的统治和压榨。刘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东北企业的利润日益减少，以至断绝。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时，他这个“大财主”已经是徒有虚名了。随着国民党的“劫收”和内战爆发，益发合更是厄运难逃。益发合在长春的油、粉、米、酒、布5个工厂无法进行生产，分公司泰发合和东发合均已停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除设在青岛的织染厂外，亦均倒闭。

　　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刘次玄毅然随其堂叔益发合董事长刘慧田来到长春，决心辅佐叔叔重整祖业，再建公司。

　　1949年春夏之交，劫后余生的益发合又面临着淡季的来临，工厂再度停产，职工工资难以发出。同年秋，刘次玄自告奋勇，返回关内，动员平津两地的董事们来长春共商大计。游说工作卓有成效，几位刘姓董事、监察人和股东相继来到长春。同年12月末，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议，修改了章程。刘慧田继续当选为董事长，刘次玄当选为常务董事。会后，刘慧田回北京，刘次玄留在长春，负责处理董事会的日常工作。

　　1950年是益发合最有起色的一年。上半年，益发合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改善了经营管理和职工福利，提高了生产效益，其经验曾在长春市私营工商企业中推广。下半年，益发合认购生产建设折实公债1000分（人民币10000元），占全市工商界认购总额的2%,受到长春市生产建设折实公债劝购委员会表扬。年末结算，股东分得了股息，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得到了酬劳金，职工也开了年末双薪。由于益发合能够及时完成国家的加工任务，1951年在长春市工商业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受到市人民政府的表扬。同年末，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在长春市工商界开展起来。运动伊始，刘次玄就召集益发合的经理、厂长、营业主任、会计主任等经营管理人员开会，态度很明朗，他说：“我们一定要很好的检查一下，凡是非法所得，该退的就退，该赔的就赔”。会后要求经理，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他和益发合其他资方人员都没有想到，由于当时运动指导思想的某些偏颇，益发合成为长春市最大的运动对象。1952年1月，“五反”工作组进入益发合，益发合全体职工在《长春日报》上向全市职工提出了挑战，表示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五反”运动在益发合迅猛地展开了。益发合的资方无论怎样坦白交待，无论承认什么，都不能满足“五反”工作组的要求。刘次玄在职工大会上受到了变相的体罚。会后，他说：“士可杀，不可辱。”两天之后，有人发现他倒在厨房屋地上，用菜刀砍了自己的头，满脸血污，尚未致命。

　　“五反”运动中和运动后的一个阶段，刘次玄的生活相当苦。他自杀未死，需要治伤，而企业停发了他的工资。他的长子刘国荣居住在天津，每月的工资仅24元钱，为接济乃父医疗费向工会借款而遭到全厂大会批判，后来不得不遍访知己好友，凑了50元钱寄到长春，才使乃父得以治疗。以后，又用变卖衣物和勒紧腰带的办法，每月给乃父寄来20元，直至乃父有了收入。当时刘次玄写给刘国荣的信中有这样两句话：“唯忆我儿幼时，为父不甚爱惜，抚今及昔，回肠九转”。“五反”运动高潮过去后，益发合的几位董事各自盘算自己的出路，有的董事坚决要从益发合拔出脚来，不辞而别了；有的董事趁回天津办事之机，一去不返。唯刘次玄始终抱着对企业负责到底的态度。在这人心涣散的当口，在董事会里，又是刘次玄协助叔叔刘慧田支撑着这种困难的局面。正像后来他所说的那样：“当时我与四叔可谓相依为命。”

　　经过“五反”运动的冲击，刘次玄看清益发合只有走公私合营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方面的矛盾，才能使益发合这个长春市最大的私营企业充分发挥作用。同时，由于益发合“五反”问题两年未能结案，更加重了企业生产的混乱。1952年，制油厂工人出勤率仅达75%，因出油率下降，每天使国家损失豆油1600斤，当年亏损1.2万元，1953年猛增至6.2万元，资方已无力支持，益发合的公私合营已是势所必行了。从1953年起，刘次玄帮助叔叔刘慧田多次向长春市人民委员会申请合营。

　　1954年2月，长春市政府批准了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代表全体股东提出的公私合营的申请。经过公私双方代表协商，同年3月5日组成了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刘次玄任副主任委员。

　　1954年6月20日，在长春市工人倶乐部（今红星剧场）召开了“公私合营长春粮谷加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会后召开董事会，刘次玄当选为副董事长。

　　益发合公私合营后，党和政府给了他一定的荣誉，在政治上做了安排，他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1954年7月，他当选为长春市工商联第四届执委会副主任委员，又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1955年2月，他当选为吉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6月，他当选为吉林省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主任委员。1956年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长春市成立了粮谷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等专业公司，公私合营长春粮谷加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的原益发合各工厂分别对口的转属于各专业公司领导。刘次玄改任长春市粮谷工业公司副经理。同年，他被补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58年7月，他当选为吉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

　　刘次玄晚年肺结核和糖尿病并发，多次住进医院。这时他的生活更加俭朴了，对他人则仍如以往那样慷慨。捐赠黑水路小学3000元；益发合工会办农场时，捐赠了5000元。1957年，他从报纸上看到河南省某地发生水灾，就动员全家向灾区捐献棉衣，共30多件。这样他还嫌不够，又把自已新做的丝棉棉衣一起寄到灾区。随着他健康情况的每况愈下，他的爱国之心倍切。1959年他把家中的全部古董（包括明代字画和瓷器70余件）亲自用手推车推着送到了吉林省博物馆。同年，省博物馆聘请他为吉林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1959年3月，他连续当选为吉林省工商联第二届执委会主任委员。同年6月，他连续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

　　1959年12月23日，刘次玄病逝，终年5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