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这里是白城》

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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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札萨克图旗郡王乌泰在承袭王位之前，郡王府就负了很多外债。光绪十年（1884年），乌泰袭王位之后，前郡王的亲属均不同意，曾向清廷理藩院提出控诉。乌泰当政后，独断专行，放宽对入旗开荒的限制，擅自提高开荒农户的地租，将征收的地租款项，全部归他私人占有。该旗的协理朋斯克巴勒珠尔以乌泰“敛财虐众，不恤旗艰”，又向理藩院控诉，乌泰被此缠诉十余年。为打这场官司，乌泰又花了很多银子，加之他平素生活奢侈欠了大量外债。他曾托齐齐哈尔的俄语翻译西端德布（汉名傅海），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向奉天华俄道胜银行借了20万卢布，借期4年。到期后，沙俄向清廷催讨，经东北三省总督徐世昌发觉并奏准，由大清银行借给40万两银子代还。此外，札萨克图旗地面的收租权、采矿权和出卖荒地的款项，均被大清银行所控制。所有收入，均为大清银行提取抵债，每年只给乌泰2000两银子，乌泰的财政权被清廷所剥夺。他时时想取消这笔债款，恢复过去他掌握的财权。当清廷被推翻，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民国政府继续向乌泰讨取这笔债款。乌泰认为：“我欠的是大清皇帝的债务，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我的债权者。”因债务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他心怀不满，决心脱离民国统治。这是他策动叛乱的直接原因，主要原因如他所说“共和实有害于蒙古（指其心目中的大一统蒙古帝国）”“与中国永绝，旨在保存蒙古的权利”。

（一）叛乱前的活动

　　1912年4月，乌泰即派本旗的协理台吉诺庆额和葛根庙的锡勒图喇嘛二人为“特使”，去外蒙古“觐见”哲布尊丹巴。两位特使代乌泰庆贺他建国登基，即陈述乌泰要以哲盟副盟长的身份联络嫩江流域的10个旗一同脱离中国，与外蒙古合并，因缺乏粮草及枪炮子弹，请求外蒙古大力协助。对这些要求，哲布尊丹巴欣然表示支持，随即答应援助步枪1200支，子弹50万发。并任命乌泰为“第一路总司令”；并“降旨”封锡勒图喇嘛、诺庆额为公爵。还派45人开进札萨克图王府，以示援助。沙俄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又先后卖给乌泰步枪3000支，子弹110万发，并备军服万余件。乌泰派特使和本旗的23名台吉和喇嘛等计议，决定暗中串联嫩江10个旗同时“举事”。这10个旗的王公贵族也都表示纷纷响应，特别是镇国公旗拉喜敏珠尔更为活跃，积极进行准备。

　　两名特使回来向乌泰复命时，夸大事实地说：“博克达皇帝说了，大清皇帝气数已尽，大蒙古国应运而生。”说哲布尊巴丹神明英武，有九九八十一位希图根（罗汉）为辅，都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说外蒙古库伦王朝气派兴旺，并有沙皇俄国的援助，力量十分强大；现已整备五路人马，向南方进兵，决心恢复蒙疆区域，约我王早日“举事”；向库伦提出的援助，绝不能有误，随时保证充分供给。

　　乌泰听到哲布尊丹巴决定给予大力援助，更为兴奋。除催促各旗速作准备外，还派人四处游说，有意扩大蒙汉民族间的矛盾，点燃反对“移民设治”的怒火。他们宣传：蒙汉民族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把各旗的农田牧场收回来，把所有汉人驱逐出境；外蒙古除援助我们大量武器和军马外，并派1万多大兵在鄂博根呼勒敖拉山（札萨克图旗西部边界上的一个山）的南麓，遍地搭起了白色的天幕（帐篷），正等待我们的行动；外蒙古博克达葛根（即外蒙古活佛）要把3个优古济尔地区的喇嘛编成神兵队伍派来，协助我们作战，这支队伍神通广大，能腾云驾雾，任何枪炮都不能打透他们；各旗招募的呼图克图（活佛的称号）和葛根喇嘛将诵经祈祷，要从天上降下石块、雹子帮助我们战斗；外蒙古博克达葛根有法旨，断定我蒙古族复兴的机会已经到来，只要大家都起来战斗，一定能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国家。

　　虽然这些都是谎言，但当时一部分蒙古人对汉族贪官污吏的压迫，奸商的剥削以及对“移民设治”都怀有不满情绪，对这一宣传，当然表示有同感。还有些人笃信喇嘛教，听到呼图克图和葛根也都要参加“举事”，更坚定了他们参加叛乱的信心。而大多数蒙古族群众是反对搞民族分裂、反对内战的，他们不愿应募而纷纷避迁。最后仅召集3500余人，拉成队伍。当时参加叛乱的只要有数十人凑合一起，就成立一个小队，并推举一人为首领，名为老总。参加叛乱的马匹枪刀个人自备。

　　乌泰密谋叛乱搞独立一事，已被参与策划叛变的傅海所举发。而洮南知府欧阳朝华对乌泰派特使去库伦，进行秘密叛乱活动，也已得到情报。他一方面向奉天和北京急文报告请援；另方面派人去见乌泰，了解叛乱的真实情况，并邀请从外蒙古回来的两位“特使”到洮南府面谈。乌泰对此否认，说“根本无有此事。”

　　乌泰认为各族的准备工作还未妥，就被欧阳朝华给察觉了，实在是不妙。他急忙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在会上，他排斥不同意见，坚持说，“事已泄漏，无法掩盖，与其受制于人，不如先发制人，骑虎之势，只好险中求胜了”。于是会议就通过了他的“险中求胜”的对策。后他同拉喜敏殊尔议定，于1912年8月20日（七月初八）举事。由札萨克图族的队伍进攻洮南府，由镇国公旗的队伍进攻镇东县城。他们认为这两个地方位居要冲，是军事力量所在地。只要把这两个地方夺取过来，其他各县也就唾手可得了。他们分头去作军事部署，并催促其他各旗出兵接应。

　　洮南知府欧阳朝华虽已请郑家屯的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速率队来援，但因交通不便，短时间内还不能到达，而札萨克图等旗的备战活动日渐紧张。他感到洮南府的兵力单薄，无力防守，便派该府蒙语翻译留锁（汉名王明阁）和特克希巴雅尔两人，携带礼物去见乌泰，要求和平调解，消除蒙汉两族间的纠纷，以拖延时间。乌泰不仅拒绝了这个要求，并把这两人当作投降汉族的“民族败类”，给捕起来，投入监狱。

（二）发动叛乱的经过

　　1912年8月16日（七月初四），乌泰行文到靖安县（白城子），令“地方官退出”。8月20日，乌泰等内蒙王公如期举行叛变，宣告独立，同时散发了《东蒙古独立宣言》。宣言文曰：“我自中国革命，库伦独立以来，严守中立，只能保全领土权利。近察中国的形势，废孔孟之道，主张殖民蒙古。即废孔孟之教，岂能独保存佛教；蒙古人以畜牧为业，如中国殖民，即夺取蒙古人之业，共和实有害于蒙古。今库伦皇帝派员劝导加盟，并由俄国供给武器弹药，兹宣告独立，与中国永绝，旨在保存蒙古的权利，并无他意。”

　　乌泰命锡勒图喇嘛为元帅。那孙德格吉勒胡为副，硕代喇嘛一图布新阿木尔为参谋，作为中路，由乌泰王府出发，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为统领，协理巴图吉尔嘎拉为副，乌勒木吉为参谋，作为左路，由葛根庙出发，进取靖安（白城子）；命嘎钦喇嘛为统领，孟和朝克图为副，布呼吉尔嘎朗为参谋作右路，由葛根庙出发，直取突泉并夹攻洮南；命周福堂、陈辅廷（外旗蒙古人，地方富绅）为统领的壮丁队伍为后路，负责后方治安并办理筹备粮秣支应前线等事宜。同时通知了科右中旗图什业图亲王业喜海顺，约他出兵会合葛根喇嘛右路兵攻取突泉；通知扎赉特旗王巴特玛拉布坦，约他出兵会合葛根喇嘛左路兵，攻取靖安；通知科右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约他如期出兵，并来乌泰处理大局。以上3旗，只拉喜敏珠尔如约响应。科右中旗业喜海顺亲王和扎赉特旗巴特玛拉布担亲王当时年幼，旗备皆由老年官员做主，他们表面上虽作了响应，而实际却按兵不动，在静观形势的发展。

　　8月20日，乌泰的三路兵齐向预定目的地进发。所到之处，广出布告，晓谕民众。布告大意是：

　　大蒙古哲布尊丹巴博克达皇帝明降谕旨，力图清理蒙疆，这是天时劫数，所以佛爷出马挂帅。所有汉官营伍，一律驱逐出境，士农工商民众，其各安业如常。

　　欧阳朝华得知他派出的人已被乌泰逮捕，乌泰率叛乱队伍又逼近洮南府城，形势愈趋紧张，虽再催吴俊升的部队来救援，也已远水解不了近渴。便又想出个“缓兵之计”。他令城防部队200余名士兵，每天黑夜悄悄走出城外，到了第二日白天，便举旗整队进城，城内官员及各界敲鼓放鞭炮“迎接”。并把所穿的服装颜色（青色或淡青色）和来的方向、旗帜等，每天变换一次，显示洮南府城内每天都增加新的部队。叛军密探被这假象所蒙蔽，立即报告给乌泰。乌泰非常惊疑，他认为现在不可轻举妄动，已集中在洮南一路的兵力还不足，还须调左右两路兵，便把原定攻洮南城的日期推至9月1日。

　　乌泰命中、左、右三路所有队伍都开到洮南的北方，沿洮儿河东岸的呼和道布，阿鲁道布、塔尔逊沼、乌兰布达等村待命，并封锁洮南府东方的河桥和城北的阿拉提敖勒木渡口，断绝行人往来。还指定锡勒图喇嘛、协理诺庆额驻五十家村附近，硕代喇嘛驻三十家村附近，监督各路按命令完成部署。中路元帅锡勒图喇嘛，用黑布裹头，说是要动杀戒，暂不戴黄帽。他率兵到洮南城北，已探知欧阳朝华要弃城逃跑，他想不战而进洮南城，遂按兵不动。欧阳朝华焦急不安，久等吴俊升的援兵不到，又看到叛军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些叛军与洮南府只有一河之隔，一旦叛军攻城，那时再逃就来不及了，遂带领他的队伍、官员弃城而逃。

　　镇国公拉喜敏珠尔是乌泰的主要追随者，从与乌泰约定共同举事后，即回旗积极准备。他一方面将自己的卫队100余名士兵交管军协理乌尔塔代管；另方面从镇旗的8个努图克（乡）抽调一定数目的壮丁，编成了8个队。这些队伍也归乌尔塔指挥。8月17日，拉喜敏珠尔便令乌尔塔将队伍带到镇东县城东20余里的包特敖瑞村待命，届时聚集的士兵约500名。协理乌尔塔计议攻打镇东县城计划时，议定先采取和平劝降，如不成功，再采取军事行动。

　　当时镇东县知事是陆庆曾，把总姓李，城内有200多名士兵。李擅长蒙语，在此地居住多年，并娶一蒙古族女人为妻。在他的队伍里，也有不少蒙古族士兵。乌尔塔利用这些蒙古族士兵打通了关系，借商谈解决蒙汉两族关系问题，邀李把总参加在包特敖瑞村举行的宴会，李如约带十数名卫兵前往。宴会中，乌尔塔忽提出要李率队投降，并献镇东县城，李当场拒绝，乌尔塔便令卫兵把李逮捕，拘禁在包特敖瑞村。李所带的蒙古族卫兵早已和乌尔塔勾通一气。乌尔塔教他们向陆庆曾报告：“李把总已经向蒙古军投降。内蒙古和外蒙古联合起来的军队有数千名，决定要在明日（8月20日，旧历七月初八）进攻镇东县城。”陆庆曾闻讯后大为震惊，即令哨官李家成率领城内所有军警坚守该城；并立即派人到洮南府，请求发兵支援；又派人持信去科右后旗镇国公府，禀报蒙古族士兵的“越轨”行为，请求镇国公进行约束。此时他们还不知拉喜敏珠尔就是这次叛乱的指挥者，正与乌泰指挥这次叛乱呢。

　　到了次日，叛军队伍果然从东方蜂拥而来。李家成虽率队竭力抵抗，怎奈镇东初建县邑，周围无城郭可据，城内蒙古族士兵又纵火焚烧了干草堆，与城外相互策应。霎时间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城内秩序大乱，李家成部下也顿时失去了作战的信心，纷纷败退。眼看局面无法支持，陆庆曾便怀印、携眷，带着李家成及亲随队500余人，从城西面冲出，向靖安县（白城子）逃走。叛军没费多大力量就攻占了县城。进城后，他们打开了仓库，把粮食和物品装上车辆，又设盛大宴会，庆祝胜利。同时把李释放回家，并及时向拉喜敏珠尔报捷，听候命令。

　　陆庆曾到靖安县之后，才知是中了叛军的诡计，非常气愤，他要重整旗鼓，收复镇东县城。经请准当地驻军，派援军200人，连同镇东带来的共300余人，由哨官李家成指挥，于8月22日（七月初十）半夜里，对叛军据守的镇东县城进行突袭。当时乌尔塔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叛军又缺乏组织纪律观念，对防守毫无戒备。突然听到枪炮齐响，人喊马嘶，不知来了多少官兵，便惊慌失措，弃城向东逃窜。陆庆曾与李家成虽然收复了县城，但考虑此地位居要冲，叛军随时都有可能重来侵扰，如再失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便于第三日率队将城内官员家属、绅商富户以及所剩重要物资，一起撤到白城子。

　　叛军拼命地向东逃窜，到太阳东升时，已跑出40多里。到了阿达克公府（现镇赉县东屏镇），乌尔塔才下令停止撤退，重新集合队伍。虽伤亡不多，但失散回家的人过半，仅集合起200多人。由于镇东、靖安的情况他们还不知道，也未敢再贸然反攻镇东县城。当乌尔塔率叛军攻占镇东县城的消息传到镇国公旗后，那里的一些蒙民对汉人动了手，旗里官员则驱使怂恿他们拿刀枪，把汉人驱逐出境，而汉人也群起反抗，这就展开了蒙汉两族之间的互相残杀。为避伤害，双方群众都带家小，往各自民族队伍的所在地逃去。镇国公府逃难的蒙古族人很多，他们扶老携幼，赶着牛羊、车辆，聚到一起的就有3000多人。

　　乌尔塔的叛军在镇东县内恣意烧杀，他们在镇东县东北乡报太赉（今镇赉县建平乡抱太来）屯设治杀人场。凡附近村屯，未及逃脱者20多户，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都绑到杀人场。叛军惨无人道，杀气腾腾，百姓束手待毙，号如山崩，当场被杀害者157人。其中五家子屯陈珠一家13口人全部遇害；他不冷屯蒙古族周九月一家10口、博特昭屯袁世明一家6口也都全部惨遭杀害……整个县境无一块干净土地。广大蒙汉群众，在这场叛乱中，惊恐万状，四处逃散。据《镇东县志》记载：“商民之被难者男女凡300余人”“焚毁百姓房屋200余间”。一场罪恶的叛乱，汉族人民惨遭杀害，蒙古族人民也未能幸免，鲜血染红了镇东大地。

（三）平息叛乱

　　北京政府得知乌泰叛乱的报告，大为惊慌。袁世凯立即飞电东三省都督赵尔巽，要他迅速平定叛乱。赵尔巽遂命驻郑家屯的后路巡防队统领吴俊升速率所部驰救洮南府；命黑龙江都督宋小濂派兵驻景星、龙江，警戒嫩江沿岸一线，并进击镇国公府；命吉林都督陈昭常派兵开赴新城（扶余）、农安、长岭、大赉一线，阻截沙俄派兵支援叛军。此外，还从新民屯驻军调4个炮兵营，带大炮9门，配合第二十四镇骑兵警戒辽河地区，并向郑家屯前进待命。

　　沙俄政府得知乌泰举行叛乱的消息后，便偷偷从富拉尔基出动1000多人进入战区待命；另在中东路和北满支线铁路也集结了兵力，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随时都可以介入干涉。

　　洮南知府欧阳朝华带兵弃城而走，城内居民惊惶万状。在这极度混乱之际，9月7日，吴俊升率所部八营3000余人进了洮南，城内秩序大变，人心立即安定。锡勒图喇嘛等得知吴俊升的队伍开进洮南府，懊悔不及。

　　吴俊升根据探报，叛军集聚在河北虽有上千人，但都是一些未经战斗训练的民兵凑合起来的，没有真正的作战实力；其掺杂的喇嘛队伍，更不堪一击。便分兵两路，一路派往镇东；另一路他亲自带领攻击乌泰在河北的叛军，即于当日出城。吴的队伍刚到洮儿河桥头，就用大炮轰击起来，接着便派骑兵冲杀过去。诺庆额、硕代喇嘛虽督令竭力抵抗，但吴部士兵不仅冲杀勇猛，还有战斗经验，枪炮也很精良。吴部所持都有5把枪，并有9门大炮；而判军所用的只是些小洋炮和“别列达”枪，枪弹射程不过二三里，小炮的威力也很差。吴军的炮弹接二连三地在叛军集中的地方爆炸，伤亡了很多人。双方只激战了半天，叛军就支持不下去了，便向后撤，吴军紧追，叛军从此节节败退。吴军先后攻占了窑基屯、叉干淖、白虎介屯、五家子、曼头、比柳、瓦房镇、营台、卧牛山各地。虽交锋有十余次，但叛军屡战屡败，吴军边战边追。叛军经不住吴军频繁而猛烈地进攻，只好来找喇嘛元帅，叫拜活佛，祈求显灵退敌；此时活佛元帅被追得惊惶失措，战栗不已，哪有精力去“显灵退敌”呢！这些迷信盲从的士兵，到这时一看活佛如此，也只好自己顾命，四散逃亡了。左右两路葛根和嘎钦的兵都在集结待命，听中路已经战败，也立即溃退下来。

　　9月12日，中路的叛军全部退到葛根庙，这时札镇两旗的蒙古族难民4万余人也在这里。9月13日，吴军又追到葛根庙，并在葛根庙南孟西哈达（即高峰）上，架起了大炮。第一炮就落在庙院中心开花爆炸，接着连续开炮，把大殿西南角打塌，把殿脊上的铜顶也给打下来了，并杀伤了一些人。庙内的叛军胆战心寒，纷纷向外逃窜。博克达葛根和蒙古王公老爷们也顾不得两旗四万余难民的生死了，只带着他们的官员、队伍夺路往札萨克王府（王爷庙南三十里的丛山内，现凌家店）逃命去了。

　　乌泰逃到他的王府后，外蒙古的援兵仍然未到，而谍报又探到从黑龙江省又派来一支生力军，将与吴部联合进击王府。更致命的是嘎钦已被吴军占领，切断了他逃向外蒙古的退路，于是他携带着家眷、卫队奔索伦山向海拉尔方向逃去。

　　锡勒图喇嘛、葛根喇嘛、嘎钦喇嘛等先后败退到瓦房镇一带，听乌泰已向海拉尔逃去，他们也就不再恋战，都去追赶乌泰去了。吴俊升得胜，率部奋勇追杀，吴部官兵所向无敌，叛军将告平息，本要继续追击，这时吴俊升恰得家报，说他的夫人生得一男。就下令不再追击了，遂班师回到了洮南府。

　　乌泰率僧俗残兵和一部分难民逃到呼伦贝尔境地，受到呼伦贝尔都统胜福和总管凌升等人的接待。他在海拉尔将难民略作安置后，就与其僧俗僚属乘火车投外蒙古哲布尊巴了。这时库伦援助的“别列达”枪才到，因乌泰已失败，又都运回蒙古。

　　吴俊升派往镇东的一路600骑兵，在镇东县西南高家店即与南下的蒙古族叛军相遇，短兵相接，叛军一击即溃。吴军又分遣300骑兵追逐这支叛乱队伍，到公合勒（今镇赉县东屏镇），叛军北逃，踪迹难寻，才停止追击。

　　黑龙江军驻守嫩江一线的泰康和泰来两地的部队约300人，奉都督宋小濂的命令，由带队官王伯龙率领。于8月28日（农历七月十六）袭击镇国公府，激战了一天。深夜，王伯龙部从东南面突破，叛军支持不住，便向西北方面败退。

　　次日清晨，到40里外的阿达克哈利苏泰山的南麓，王伯龙部追上来了，叛军和难民便顺山沟向西逃窜。可是因雨水特别大，满路泥泞，车马通不过，而追兵枪弹密如雨打，伤亡惨重，同时母哭儿嚎，声闻遍野。在这极其紧急关头，十几名叛军士兵冲到山沟东口，点着了那里很多的羊草垛。叛军又乘机进行猛烈射击，王部死伤很多，便退回镇东县城。叛军追了一阵，便又回到镇国公府。拉喜敏珠尔公看到王部兵力很强，镇国公府也不能久守，便带着家眷和部属以及难民，逃向札萨克图旗的葛根庙。王伯龙随即率兵占了镇国公府。

　　两旗叛军和难民从乌泰王府逃出后，便分为两部，一部分去了海拉尔；另一部分则到了扎鲁特旗的南部，又参加了郭尔罗斯左旗台吉多尔济公（即海尔公）、扎鲁特左旗协理台吉官布扎普组织的叛乱，于11月15日占领了开鲁县城。镇国公拉喜敏珠尔听到这一消息，立即率领他的家属和卫队也来了。不久，热河都统派步兵4个营和骑兵1个营，并携大炮数门来围剿开鲁蒙古族叛军。叛军难抵抗，拉喜敏珠尔、官布扎普等败退，便经乌珠穆沁旗，也逃向外蒙古去了。至于嫩江的其他各蒙旗，在叛乱前，都对乌泰的举动表示赞同，并表示要出兵支援。见乌泰叛乱失败后，乃坐食前言，不仅按兵不动，还阻止这两旗的败军和难民入境。

　　乌泰和拉喜敏珠尔发动的这场叛乱，结果叛军死亡600余人，吴俊升所部官军也死伤百余人，而洮南、靖安、镇东、安广、扎来特旗等地无辜的蒙古族、汉族人民，死于此次兵燹之乱者达2500余人，被毁房屋2000余间。

　　吴俊升在这次平叛中却发了财，把缴获来的牲畜财物尽归他个人所有，并在洮南、太平川、通辽等地盖起了整街、整片的房屋，开设了很多烧锅、当铺、丝房、旅馆，并在洮南、开通等县和科左中旗、科左后旗的广大草原上，开辟了很多吴家牧场。吴俊升平叛有功，袁世凯要看看这一勇将，命他进京觐见。10月16日，吴到北京后，先在总统府演礼。演礼司的人告诉他，见大总统时的大礼是一鞠躬，但他见袁世凯时，却故意行了三拜九叩大礼。袁世凯嘉奖了他几句之后，接着问乱区的情况，吴俊升又故作悲痛，泣不成声。因吴俊升本来就口吃，临时更不知如何答对。袁世凯问他为何这样悲痛，吴俊升呜呜地说：“乱区人民的灾难实是深重，末将一想起他们的苦难，就不觉悲从心中来。”袁世凯顾左右赞叹地说：“这才是爱民之将。”遂加吴俊升以“威虎将军”衔，勋五位，并赏给他文虎章和镶金壳战刀等。吴俊升又推荐朋斯克勒珠尔为科右前旗札萨克，乌斯呼布彦（拉喜敏珠尔公的叔伯弟弟）为科右后旗札萨克，皆晋封为公爵。

　　乌泰在库伦（乌兰巴托）呆了3年。于1915年携家眷回旗。乌泰到北京受袁世凯接见，袁世凯下令恢复他的郡王爵位和札萨克职，并聘他为总统府的军事顾问。拉喜敏珠尔回旗后，也得到适当安置。奉天省公署特拨大洋5000元，“为札、镇两旗（即科右前、后旗）台（吉）壮（丁）抚恤”。外逃归旗的蒙古族难民，也受到多方资助，生活得到安顿，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