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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华:陈波儿,一位女战士的“明星叙事”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20-10-27 10:04:0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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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 年4 月,河北阜平县马兰村。由一位看起来娇小玲珑的女士所率领的“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与袁牧之率领的延安电影团不期而遇。老朋友相遇,自然喜不自胜。两团在为当地群众举行演出之后,同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工作者举行了一次联欢。

  没想到,这位娇小玲珑的女士给参加联欢的时任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晋察冀边区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出了一个难题:可否当场做一首诗,把参加联欢的两个团的六个人的名字嵌入诗中?令大家惊叹的是,腹有诗书、才华横溢的邓拓出口成章:

  

  万里洪波女儿愁,一年生计付东流。

  嫣红姹紫菲昨昔,北陆耕夫苦未休。

  农牧之家多短笛,清歌是处计宏筹。

  他年幸福之华放,方庆田园迪夏收。

 

  诗中所提到的名字依次是:王紫菲、陆耕、袁牧之、常之华、宋迪夏。那位娇小玲珑的女士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她就是“万里洪波女儿愁”一句中的陈波儿。

  能给别人出如此“可爱的”难题,陈波儿的活泼、开朗可见一斑。此时的陈波儿刚刚29 岁,昔日大上海“明星”的影子还能在身上看出来,但更多的则是文艺女战士的味道。这位日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推动者、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建者,此时目光坚定,英姿飒爽,对未来充满信心。

  而与袁牧之的重逢,则让她心中涌出了与别人不同的甜蜜。只是,她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出,下一次重逢要等到7 年之后,而且是在中国遥远的北方。

  1910 年,广东海阳县庵埠镇一个名叫陈湘波的以干果批发为生活来源的商人家里,出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婴。父亲陈湘波喜不自禁,按照宗谱排序,给孩子取名陈舜华。父亲的欢喜不是没有原因,此前出生的长子、长女都夭折了,只剩下一个小儿子。

  然而,由于陈舜华的生母并不是父亲的正室,而是姨太太,在家中并不被重视。祖母和大夫人对她的打骂责罚司空见惯,反倒是父亲视她为掌上明珠,要什么给什么,娇着,惯着,宠着。但越是这样,她越是受到其他人的敌视。可虽然她人长得娇小,骨头却硬,体内天然地生长着一种反抗精神。

  1917 年,陈舜华到厦门求学。后又到香港、上海游学,还曾到过日本。1928 年,锦瑟年华的她进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入学不久,她就改名为陈波儿,这是因为她对自己的父亲感情深厚,既然父亲叫陈湘波,她是父亲的子女,就叫了陈波儿。

  在大学期间,几件事深深地影响了她的未来。

  她的早期舞台活动始于此时。她参加了上海艺术剧社,随后以主要角色出演了《梁上君子》《爱与死的角逐》《西线无战事》以及《炭坑夫》等剧目,其舞台上的艺术表现能力日趋显现。

  她的革命活动始于此时。1929 年,陈波儿加入“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这一“同盟”是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不久,她便频频出现在革命群众的各项活动当中,这些活动有很多是共产党组织的。

  她的感情生活始于此时。在大学里,陈波儿结识了一个叫任泊生的男生,在人生最美妙的年华里,两人相爱了。任泊生家庭生活富裕,父亲在越南做生意。相识相恋后的陈波儿,读了三年大学后,随任泊生去了香港,并在那里走进婚姻的殿堂。婚后,陈波儿育有二子,大儿子取名任克,二儿子则在两岁多时患病夭折。

  远在香港的陈波儿想念上海,想念舞台,更想念与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各种革命活动时的快意恩仇。

  1934 年,在朋友们的支持下,陈波儿返回了上海滩。

  这一次,她把自己的人生从舞台搬到了银幕上,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人生第一部电影《青春线》。

  她的银幕形象引起了刚刚成立不久的电通影片公司的注意。此时,袁牧之正奋笔疾书,创作剧本《桃李劫》。剧本完成后,在导演应云卫等人的研究策划下,男女主演分别由袁牧之和陈波儿承担。陈波儿也因为这部电影而转入电通公司。“袁牧之和陈波儿为了塑造好各自的角色,配合默契,每次上镜之前,总是把要演的戏,进行反复排练,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正式拍摄时,他们的戏都拍得十分顺利,导演应云卫对他们细腻、自然的表演十分满意。”电影公映后,由于“她(陈波儿)在影片中成功地表现了女主角黎丽琳由新婚的愉快到失业的焦虑以及贫病中的痛苦的感情变化,表演细腻,真挚动人,立即获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赞赏,成为著名的演员。”大获成功的陈波儿紧接着又与袁牧之合作了电影《生死同心》。电影中,陈波儿塑造了一个在国家危亡时刻的小资产阶级女青年的形象,其正直、爱国的鲜明个性再一次击中了观众的心扉。在参与电影拍摄的同时,陈波儿还像袁牧之一样,拿起了笔,创作了一些小说和各类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评论者称她为“女明星作家”。

  在舞台与银幕上亮相的同时,陈波儿还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早在1935 年12 月,在前期成立中华妇女同盟会、妇女生活社、妇女园地社等基础上,她与史良、王伊蔚、沈兹九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并出任执行委员。1936 年11 月,“七君子事件”爆发后,陈波儿与宋庆龄等16 人联名上书,抗日无罪,救国无罪,要求政府释放“七君子”。1937 年1月,在民族危难日深的关键阶段,她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率领“上海妇孺前线慰问团”一路向北,到绥远前线给抵御日军的国民党士兵送去慰问,编导、演出国防戏剧《放下你的鞭子》等多部话剧,一时成为士兵们重要的精神慰藉。此时的陈波儿,身上已经表现出了社会活动家的浓重痕迹,在演出之余,她先后与聂荣臻、贺龙、傅作义、汤恩伯、宋哲元等国共将领见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讲明自己慰问演出的初衷。

  在一系列的爱国运动中,作为女明星的陈波儿,在才华横溢的能力之外,还兼有大方热情的个性,果敢无私的品性,一往无前的韧性。这令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侧目,她们多次找到陈波儿,希望她在更多层面有更多作为。

  1937 年8 月“淞沪会战”爆发后,陈波儿积极投身于抗战剧《保卫卢沟桥》的演出当中。之后,她参与组织“战后移动演剧队”,后改称“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在当年的秋天,她与袁牧之一起,启程赴南京。

  在叶剑英和李克农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她又与袁牧之一起转入武汉。在武汉,她和袁牧之共同参演了阳翰笙编剧、应云卫执导的《八百壮士》。电影中,她饰演了童子军旗手杨惠敏,其渡河给壮士们送旗帜的壮举感染了众多的观众,陈波儿也因此闻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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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郭学勤:《千面人生——袁牧之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12 月第1 版,第68 页。

  ② 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9 月第1 版,第103 页。

  

  二

 

  1938 年冬天,是中国的“至暗时刻”,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大片国土沦丧。然而,在前线,中国的抗日军民却不屈不挠,以顽强的精神抵挡着日军的最精良武器。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一支被称为“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的队伍从大后方重庆出发,带队的正是陈波儿,她设定的路线是延安、晋西北、晋察冀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她的目标是发动广大中国的妇女参与到抗日战争中来。

  也正因如此,她与袁牧之有了1939 年4 月在河北阜县马兰村的相遇,也有了邓拓赋诗的雅事。

  1940 年初,又是一个冬季,陈波儿率领“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在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宣传发动群众活动后,返回了重庆。随后,她把各根据地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及英雄事迹讲给大家听,让国民党占领区的人民获知了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情况。

  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1940 年秋季,陈波儿奔赴延安,按下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个重要键钮。到达延安后,她首先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2 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并于当年5 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此期间,陈波儿发挥自己的艺术专长,“与人合作编导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创作了《伤兵曲》《劳动的光辉》等,导演了苏联名剧《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前线》《罗斯基》等。并创作电影剧本《边区劳动英雄》。”在这些剧目中,最成功的当属《同志,你走错了路》。这是陈波儿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感染,与姚仲明合编合导的一部多幕话剧,是根据山东纵队的一段真实故事改编的。故事的梗概是:很多干部、战士抵制一位八路军某部的联络部长,原因是这位部长对国民党右派方面,只会联合,却不懂得斗争,结果给革命造成危害,很多工作陷入被动,最后在大家的教育和斗争下,挽救了这位联络部长的生命,也挽救了革命事业。

  让陈波儿没有想到的是,看到剧本之后,正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来自东北的将领吕正操找到她,希望能够在剧中出演国民党参谋长一角。陈波儿欣然应允。令大家兴奋的是,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上了舞台竟然把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一时间,整个延安都轰动了,还引来了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共同观看。后来,该剧被确定为延安整风的辅助教材。

  1943 年的12 月,陈波儿接到通知,周恩来从重庆回来延安,想看看这部话剧。看后,周恩来专门邀请陈波儿和姚仲明来到自己的住处,对该剧表示肯定,并希望她再接再厉,导演出更好的作品。

  此时,陈波儿的身体并不好,已经发现患有较严重的心脏病。但陈波儿却仍然保持着战斗的状态,她要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当作武器,同侵略者斗争到底。

  1944 年末至1945 年初,延安街头锣鼓喧天,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隆重召开。一位名叫吴满有的农民劳动英雄的事迹吸引了陈波儿的注意,她觉得可以用吴满有的原型编写一部电影剧本,就叫《边区劳动英雄》。她为此找来编剧伊明,共同创作剧本。1946 年春天,剧本完成了初稿,核心内容是描写一个逃荒到陕北翻身做主人后来生产致富的模范人物的故事。

  但如何拍摄却成了一个问题。因为此时延安电影团大部分人员已经离开,而且手里也没有拍摄器材。陈波儿为此找到组织寻求支持和帮助,并联系上延安电影团留守在延安的程默和周从初等人,希望他们加入这个新的拍摄计划。在这之后不久,“她获领导批准,经重庆赴上海购买35 毫米手提摄影机一台、电影胶片1 万余英尺,以及几个弧光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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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9 月第1 版,第103 页。

  ② 丁亚平:《中国电影通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 年10 月第1 版,第353 页。

 

  正是这次经过重庆,在探望老朋友的时候,陈波儿获知自己的丈夫已经另有新欢,重新娶妻,这令她心灰意冷。此时,唯有组织上交给她的任务伴她坚强,人生多变,感情多变,更何况在那样一个战争的年代。

  然而,就在已经买到设备回程的路上,陈波儿接到组织给她的新任务:赴东北兴山与舒群、袁牧之等人一起,在原伪“满映”的基础上筹建新的电影厂。

  二话没说,陈波儿把这些器材交给同行的程默带回延安,自己直奔兴山而去。

  程默不辱使命,把设备安全带回延安,并把陈波儿的嘱托转告伊明,剧本的后期修改和完善就靠他了,而且还要由他组织拍摄工作。后来,剧本是由伊明及柯仲平等人集体修改完成的,伊明则依托在1946 年7 月成立的延安电影制片厂组织拍摄。令人慨叹的是,这部电影最终并没有完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电影的主人公吴满有在后来的战斗中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俘虏,还发表了公开反对共产党的言论。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遂向延安电影制片厂发来电报指示:“吴满有已被俘,表现毫无气节,关于他的影片不再拍摄。”①尽管这部影片没有完成,但陈波儿却因为其卓越的才能,受到中共高层的瞩目。把她派往兴山,是因为对她寄予厚望。

  三带着一路风尘,陈波儿比延安电影团先于一步到达了兴山。8 月,是这个中国北方小城最迷人的时节,气温凉爽舒适,空气干净,甚至有些清脆。这种干净利落的感觉与陈波儿身上的气质十分相合,她觉得自己喜欢这种有质感的美,也因此觉得这个小城处处都很亲切。

  与舒群、袁牧之等人见过后,陈波儿对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在废墟之上,用如此之快的时间,已经在热火朝天的劳动过程中看到了一个未来大型电影公司的基本面貌,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舒群则告诉陈波儿,待所有的厂房建完,人员齐备后,还要有一个新的人员组织框架,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酝酿。

  到处都在建设未来,时刻都在思考未来!初到兴山的几天里,陈波儿每天都处在兴奋之中。当然,作为一个敏感的女性,她觉得那个老搭档、老朋友袁牧之似乎与以往有了些微的不同。比如,袁牧之从前对她就有好感,但总是与她保持着一个君子相交的距离,那是一种风度,也是一种节制。但现在,袁牧之却经常主动表达出对自己的好,眼神、手势、话语,那种关心的态度似乎更加热烈,虽然仍然含蓄,但陈波儿总觉得有些不一样,那是一阵阵春风,有着吹热自己内心的魔力。

  终于有一天,两人打开了感情的话匣子。在诉说了各自离别之后的经历之后,袁牧之“关切地问到陈波儿与任泊生离婚的情况,陈波儿把任泊生已另外结婚的事告诉了袁牧之……”②心里终于有了底的袁牧之,立即把一封伊明从延安写来的信交给了陈波儿。

  作为电影艺术工作者,早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袁牧之就与伊明相识。1936 年,比袁牧之小4 岁的伊明进入明星影片公司负责宣传工作,后来还在电影《十字街头》中参演过角色。1938 年赴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班学习,后来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解放日报》社等单位工作过。正是因为他陪同陈波儿经重庆转上海购买电影设备,才较早地知道了陈波儿的婚姻状况。

  陈波儿展信一看,红晕飞上了脸颊。伊明在信中告诉袁牧之,听说任泊生已经另外娶了妻子,留下波儿孤苦伶仃,令人同情;而你与波儿是大家公认的真正合适的神仙眷侣,希望你能主动向波儿明确表达自己的感情,今后好好照顾她,相信你们会非常幸福!看着袁牧之清澈而纯粹的眼眸,陈波儿的内心在一阵阵激荡。就在伊明这封信的促动下,两个人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后来,袁牧之与陈波儿一起去中共中央东北局① 丁亚平:《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年版,第170 页。

  ② 郭学勤:《千面人生——袁牧之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12 月第1 版,第173 页。

  人物长廊- 33 -2020 年第1 期(总第91 期)汇报工作时,碰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对他俩的婚事也很关心,风趣地说:‘你们这一对银幕上的老情人,是不是可以真的生活在一起了,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酒啊?’……听了李立三的话,袁牧之看了一下陈波儿,波儿会意地微微点头,还是袁牧之先开口了:‘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我们想过一段时间再办,到时候一定请你。’”①1947 年夏天,哈尔滨。袁牧之、陈波儿这对银幕的情侣终于喜结良缘,众多文艺工作者和军政各界领导、朋友纷纷前来祝贺,婚礼的场面朴素而热烈。

  收获了爱情的陈波儿,与袁牧之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电影厂的建设当中去,用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开启了新中国电影的航程。在陈波儿的推动下,长达17 辑的纪录电影《民主东北》得以完成,她还亲自动手创作了新中国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的剧本。新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也是由她领导摄制的。她饱含着热情来到厂矿车间,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完成了电影《光芒万丈》剧本。此外,纪录片《人民的新旅大》剧本也由她编写。

  1949 年春天,解放的花朵已经开遍东北大地,陈波儿随电影厂迁回长春。胜利的消息每天都在人们中间传递,人民解放军的步伐铿锵有力地迈向全国,陈波儿思索着,规划着,新中国就要建立了,我们要用什么作品献给这个新生的国家?1949 年秋,上级组织调她到北京出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已经胸有成竹的陈波儿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调动全国的艺术工作者拍摄了《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二十多部故事片和一批纪录片。

  1950年9月,在当时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4号一所三进的大院子里,人们整齐站立,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电影教育机构的开学典礼正在这里举行。一块“表演艺术研究所”的牌子在门口竖立。研究所是由陈波儿带领谢铁骊、王庚尧、巴鸿等人筹备创立的,两个月前正式挂牌,陈波儿出任首任所长。为了有较高的教学质量,除谢铁骊等人外,陈波儿请来了数位大家来研究所授课,金克木来了,讲授《政治经济学》,老舍来了,讲授《民间文学》,史东山、蔡楚生来了,讲授《电影特性》,郑律成来了,讲授《作曲》,盛家仑来了,讲授《声乐》,魏喜奎来了,讲授《吐字归音》……这个表演艺术研究所,就是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

  可是,此时的陈波儿已经太累了,1943 年就已经发现的心脏疾患再一次折磨着她,可她还在坚持,她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在一个新的国家的起点,她觉得三头六臂都不够。

  1951 年下半年,因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暂时停建,陈波儿赴广东协调各方事宜。事毕,她回到老家,接上母亲,上火车,准备先奔上海,再回北京。在火车上,母女两个将离愁别绪说个不停。“妈妈,从今以后,我不离开你!”陈波儿看着母亲已经被岁月变老的脸庞,深情地说。

  先到上海,是因为11 月9 日这里要召开一个创作人员座谈会,陈波儿受邀给大家做一个报告。谁能想到,就在陈波儿与大家交流时,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年仅41 岁。国家为失去这样一位“明星战士”悲伤不已。1951年11月13日,人们选择北京首都电影院为她举行追悼会,因为电影是她为国家奉献一生的武器。邓颖超忍痛为她宣读悼词,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田汉宣读给她的祭文,情到深处,泣不成声。袁牧之觉得自己的眼前一片混浊,1946 年在兴山重逢时他给予陈波儿的纯粹的眼神再不复见。

  “万里洪波女儿愁”,这娇小玲珑的女子,这散发着明星光环的战士,再不复见!但兴山要记住她,记住她带给苍茫旷野的一丝无人能够替代的灵动;最初的东北电影公司,接着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的长影,要记住她,记住她开掘的电影的泉流,叮咚之水引发了万江奔流;新中国要记住她,电影教育从她开始,在国家的层面起步;当然,电影本身更要记住她,你看,那个《桃李劫》中的少妇黎丽琳来了,那个《八百壮士》中的童子军杨惠敏来了……(作者单位:长影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