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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有:益发合领东掌柜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19-04-03 14:43:0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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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发合创建时期的领东掌柜是韩杏林,发展乃至鼎盛时期的领东掌柜是孙大有。他总揽益发合柜事30 多年,在艰难件下,以超常的智慧、勇气,抵制、力排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与风险,支撑这一民族工商业,为京东刘家赚了大钱,富了各分支的掌柜,保证了众多“吃劳金的”“年轻的”饭碗,并且逐年增加收入。上上下下都尊敬他,感激他。即使是同类企业的“东家们”对他也是称羡不已。

  益发合车店掌柜孙大有,字秀三,河北省乐亭县人。其父既务农又从商。自幼受父亲经商的影响。13 岁就来到东北德惠一家旅店学买卖。学徒,首先要赔尽小心侍候师傅。侍候人不容易。可是,孙大有一心要学做生意,不管多么苦,多么累他都能顶下来,熬过去。

  每天,刚一擦亮他就起来,倒夜壶,烧水泡茶,侍候师傅洗漱用饭。一上工,时刻注意大车进店。每见车进院,要帮着卸车、卸套、喂马;为师傅跑腿学舌;替车老板跑东到西买烟打酒。从不说个“累”字,在人前总是笑着。就是这样,师傅一不高兴,便拿徒弟撒气,非斥责即叱骂。一天下来,晚上要为师傅烧炕,烧水泡脚,直至侍候师傅睡下。当时,店铺通长是一天开两顿饭。饿是经常的事。掌柜的饿不着。年轻的、徒弟,只好挨着。孙大有晚上烧炕时就从烧柴“豆稳子”拣烧焦的黄豆粒充饥。那时,城里多是用豆秸秆烧饭取暖。

  学徒三年,不许回家,个中滋味不言而喻。出徒了,能站拦柜,能跑外办事了,掌柜看他挺能干才留柜吃劳金。这时,他已经练出几样绝活儿: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算盘打得快、准,出类拔萃;练就一手“袖里吞金”,一只手退进袖口凭几个手指头算得既快又准。这是当时生意人的三个基本功。

  一次,韩杏林去德惠县城办事,住在这家店,见到了孙大有这个年轻人的聪敏、勤奋,就把他要到长春益发合大车店。孙大有作为“科班”出身的生意人,聪明、伶俐、刻苦耐劳,深得韩杏林等掌柜们赏识,当了两三年伙计变升为小掌柜,成为大车店里最年轻的“院心”(即掌管车店近2000 平方米大院套的一切事情。)孙大有当“院心”不两年就把益发合大车店鼓捣得挺红火,名扬关东。当时,来益发合大车店不用喊,到店门口一抽“花鞭’,孙大有立马就能说出来是哪地方的车,哪位老客,知道得一清二楚。

  益发钱庄经理孙大有想方设法把生意做活了。经过几年的考察,韩杏林认为孙大有是个商人的料子,委任他为益发钱庄的经理。时年二十三岁。他认为要使钱庄得到发展,关键在于筹措充足的流动资金。于是利用各方面的有利条件解决这个问题。

  民国初期,东北的大豆在欧洲市场博得好评,开始大量出口;当时日本农村需要豆饼做原料,从而促使营口的油坊迅速发展,于是大批黄豆需要自北南运。孙大有瞄准这一形势,随即在哈尔滨设立粮栈,大量收购粮食尤其是黄豆,转手赚了大钱,为益发钱庄赢得了可观的流动资金。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金融市场更加活跃。这时,长春除日本、俄国银行外,还增加了许多军阀资本和官设银行,以致货币五花八门、多种多样。其中有吉林省永衡官银钱号发行“官帖”“吉大洋票”,奉天省东三省管银号发行的“奉票”,黑龙江省银号发行的“江大洋票”“江帖”,哈尔滨银行发行的“哈大洋票”。

  孙大有:益发合领东掌柜张钧苏牧- 54 -纸币以“官帖”和“哈大洋票”在市内流通较广。此外,还有硬币、“银大洋”“小洋钱”“吉林大翅”“天津小白宝”“铜元”等。

  日本作为经济侵略手段的“朝鲜银行”发行的“金票”和“正金银行”发行的“钞票”在长春据有特殊地位,掌握长春的经济命脉。不仅是对日贸易的唯一的渠道,且对内交易,有些行业居然也以它作为计算本位。

  长春处于东北中心,因之,既是外币交易市场,也是三省内交易中心,人们可于此兑换各自所需的货币。所以长春的“银钱业”林立,彼此互相竞争,从中牟利。1917年在西四道街设立钱、粮食交易所(今西四道街与西三道街之间的财神庙胡同10号),成为倒钱钞、粮食的公开市场。益发合每见有机会可乘便倒一把,所赚对其融资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时,益发钱庄在东北市场上已有相当的实力。

  据1919 年中国银行中管理处印发的《东三省经济调查集》中记载“永衡官银号与发字号二系,具有左右市场之能力,然永字号系官营,故仅在吉林省范围之内占有势力,终不及发字之做事敏活。唯发字号是营业偏重投机方面,斯是其缺点耳。”这段评论虽不十分确切,也可看出益发钱庄的发展及其在金融市场上所居之地位。随之,孙大有在长春商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此时,再没有人直呼他的名,而是尊敬地称他孙秀三了。

  由于益发钱庄利润增加,益发企业内部的矛盾也随之加剧。在清末,益发钱庄是益发合大车店的附属单位。民国以后,钱庄与车店逐渐形成两个独立的企业。日俄战争以后,长春处于中东、南满、吉长三条铁路的连接点,交通便利,冲击车店的生意日渐萧条,以致难以维持开支。韩杏林唯恐东家知道车店营业亏损,对自己不利,便由钱庄的利润中补车店的亏损,以造成车店经营仍够开支,而钱庄盈利不多的假象。钱庄经理孙秀三及各分支掌柜对韩杏林一再提拔自己只有感恩,不可能轻易提出异议。

  1917年秋,韩杏林因车店的营业日衰,便以领东掌柜的身份向孙秀三提出从钱庄拨出一笔巨款作为车店倒卖粮食的流动资金。当时粮食生意是由钱庄经营。孙秀三对韩杏林这一箭双雕——既提巨款又夺生意之举无法接受。钱庄各掌柜对此也很气愤。

  孙秀三与账房佟锡侯商议不予韩杏林提款。韩杏林见势大为不满,于是决定翌年分红时在各柜的红利中扣留七成,钱庄各分柜经理一致反对。从而,韩杏林与孙秀三的矛盾明朗化。翌年灯节刚过,孙秀三和钱庄各分支掌柜集体向韩杏林提出辞职。韩杏林见势不妙,同他的搭档傅春礼一起向京东刘家递辞职书。他们认为东家刘毅侯年轻,继母二老太太不晓世事,绝不敢接受辞职书,一定会挽留的,就把退约书交给了二老太太。他俩没想到却错打了算盘。

  当时,刘家账房掌柜王炳文很有心计,深得刘家娘俩信任。他先向东家娘俩说明利害:“益发合的财源来自益发钱庄,应该趁此机会收回直接经营……”而后又做孙秀三的工作,说如果东家答应韩杏林辞职,就由孙秀三接任益发合的领东掌柜。同时向二老太太建议,接受韩杏林、傅春礼退约。于是,二老太太答复韩杏林、傅春礼:“接受退约,留柜、回家自便。”当时,傅春礼正吃饭,听说二老太太同意他们退约,一惊之下竟把手里的饭碗掉到地上。

  益发合领东掌柜于是,京东刘家决定把益发合所有的分号都接过来,并聘请孙秀三为领东掌柜,统揽益发合全局。

  孙秀三作了刘家的领东人之后,一反前任韩杏林“交官穷”“交客富”的外交政策,广泛结交地方官员与各方名人。当时的吉长道道尹蔡运升、曾任奉天军政两署秘书长为张作霖出谋划策的袁金铠等,都曾是益发钱庄的座上客。他和丁超、李杜、张书翰等人也有交往。同时,他本人也参加商界的活动,1917年被选为长春商会的常务董事,1922 年任长春商会的副会长,1924 年至1931 9 月,一直任长春商会会长。

  这些交往与活动,对益发合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为了扩充流动资金,从正金、朝鲜两银行得到大批贷款。1919 年益发钱庄给日商三井、三菱洋行代收金票盈利30 余万元。吉林、黑龙江榷运局是吉黑两省的盐务机关,进出款项数额巨大。孙秀三设法同长春榷运局长董佑寰拉关系,由益发钱庄代为收款。榷运局因为由益发钱庄代收盐款,既减少往长春运款的手续,又能得到存款的利息,欣然同意。

  由此,益发钱庄增加了百余万的存款借以流动。

  由于这个关系,在盐价上涨前,孙秀三可先得到信息,往事如烟- 55 -2018 年第6 期(总第84 期)无须现金即可仅凭一张小小的纸条存上几十万斤盐待机售出。无本的生意转手可得一笔丰厚利润。

  除对外联系,还不断改善企业内部经营方式。

  在民国初期,表面上资金是12 万元小洋,实际流动的资金不下三四百万元。

  益发钱庄利用来这些资金,一方面进行正常业务;一方面从事倒把粮食和钞票等投机活动,使益发合得以不断发展。

  民国十四年(1925 年)前后,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张作霖为军需滥发钱币,致使奉票不断下跌,随着战事胜败的变化,奉票价值不断波动。当时好多钱庄都纷纷倒把奉票获得厚利。益发钱庄也有掌柜主张多做奉票生意。孙秀三吸取原发合被查封的教训,考虑到倒把奉票可能给益发合招来祸患,坚决不准益发钱庄做奉票买卖,不久,奉票贬值,市场不稳,民怨四起。张作霖把奉票贬值归罪于钱庄倒把所致,遂把买卖奉票较多的“天和钱庄”沈阳、长春、哈尔滨、开原等四处分柜的经理逮捕,立即枪决。益发钱庄也在逮捕名单之列,孙秀三边躲避风险,边竭力设法解脱。他通过曾结交的奉天省长臧士毅出面向张作霖力保,才使益发合躲过一劫。为此,内外无不称赞秀三掌柜有先见之明。

  这场大劫虽然过去了,孙秀三依然感到心悸。

  他取得东家刘毅侯的同意把钱庄改为银行。行址仍在西三道街。长春益发银行由史亨五主持业务,段馨五为监理,专搞汇兑与存放款项业务。接着,哈尔滨、沈阳、天津、大连、齐齐哈尔等地的益发钱庄也都陆续改为益发银行分行,在北平,烟台、安东、吉林等17 个市、县开设益发银行的分支机构。

  实业救国经查封字号和张作霖枪毙钱庄经理事件的打击,孙秀三意识到经营企业“虚的不行,得办实的”,又逢当时“实业救国”思潮汹涌,因之向东家刘毅侯提出创办食油,面粉工业。刘毅侯曾受过“洋学堂”的教育比较开明,便接受了孙秀三的建议。在经营益发合方面,他完全倚重孙秀三,平时称孙秀三为大哥,其子女呼孙秀三为大伯。刘氏家族诸兄弟对孙秀三也皆以长兄视之。

  有了东家的认同,孙秀三迅速出手。

  1920 年末,由营口分号掌柜王敬斋在大连兴顺铁工厂订购40 台水压式榨油机。同时在长春开始建筑厂房。厂址于今铁北一路,占地面积17106.8 平方米,建筑面积4824.7 平方米。设有立式沙囤两个,卧式碾子4 台。每日可生产豆油2 万斤、豆饼3360块,职工100 余人。为本市首家动力榨油的工厂。

  1924 2 月,以金票41.4 万元置下日商经营的中华面粉公司的厂房基地和全部厂房、设备及南满铁路两段。厂房占地面积为19105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097 平方米。车间为四层楼房,设有915 马力的电动机六台,美式粉碎机22 台,桄罗、平罗、圆罗各6 台。24 小时生产,日需小麦120 吨,可产面粉4000 袋。员工150 人。

  益发合的榨油厂和制粉厂在当时都是设备先进、完善,规模较大的企业,因之,一投入生产,对行业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董香东著1929 年出版的《长存要览》记载:“民国三年(1914)裕昌源全厂职工60 名,年生产面粉389000 袋。双合栈于民国十年(1921)建厂,年生产501500 袋。民国十三年(1924)益发合成立制粉厂,年生产726000 袋”。三个比较,益发合虽建厂晚,但生产能力最大。

  与益发钱庄改为益发银行同时,益发合把精力放在发展工厂上,欲创出名气,以牟取利润。孙秀三首先聘请侨居哈尔滨的“白俄”技师授艺、指导制粉,并于哈尔滨、齐齐哈尔、望奎、安达、泰安、满沟子,宁安、海伦、绥化等多地设分庄收购大豆、小麦,筛选上品作为原料,筛掉的次品出售。在工艺流程中,从配料到制粉,皆细心研究,精心操作。为创名牌,在市场上占优势宁可少出一袋面,也确保质量。为此,设专人检查质量,若发现当日产品质量低于前日,立马返工。此外,又在原车栈设80 台机器,150 名工人的织布厂,自制面袋(印红色、绿色的龙头马身的商标)。益发合的龙马牌面粉在大连博览会上被评为一等品。从此“龙马牌”面粉闻名遐迩,畅销南满。

  1927 年,益发合制粉厂年产138 万袋,还供不应求。

  为扩大生产和更为近于原料产地,1928 年在哈尔滨租用了永盛公司火磨,称制粉二厂;1929 年又置下裕滨火磨,称制粉三厂。至此,益发合面粉年产量增至540 万袋。由于创出名牌,大大地打开了销路,龙- 56 -马牌面粉立即提了价格,每袋平均比他家面粉高5分至1 角。但仍然畅销。益发合以其诚信与货真价实的产品赢得了广大顾客,战败商敌裕昌源、双合栈等火磨,产品畅销于南满、吉长等铁路沿线各地。

  制油厂不仅用机器榨油,还有精油设备。其原料充足,资金雄厚,产品的质量与数量都优于其他油厂。

  当时,虽然受日本商人福田油厂的排挤,但由于百姓抵制日货,益发合的豆油销路一直很好。后来增20台榨油机,日产油量提高50%,依然满足不了顾客需求。

  九一八事变前夕,益发合达到鼎盛时期。它的分庄、支号遍布东北城镇,并延伸至关内,以及日本大阪、名古屋。此时,它不仅办工业而且经商、开展金融业务,还从事出口贸易;从业人员已达到3000余人,掌柜的就有100 余人。它的利润也随之迅速增加。据益发合制粉厂厂长陈景新说:12 年里益发合盈利数字为:19211923 年银大洋147.5 万元;19241926 银大洋123.75 万元;19271929 年银大洋171.5 万元;19301932 年银大洋247.5 万元。计银大洋714.25 万元,为1920 年益发合资金13.5 万元的52 倍;为1924 年资金50 万元的14 倍。东家在12年中分得红利计银大洋360 万元。若按当时刘毅侯家乡乐亭土地每顷55 元计算,可置地654 顷;如按一等面粉每袋2.5 元件算,可购144 万袋。孙秀三凭着他的智慧和努力使刘家成了京东闻名的大财主,而他的实业救国却只是一个破碎的梦想。

  曲与日寇周旋九一八事变后,孙秀三就辞掉连任七年的长春市商会会长职务。为了回避日本人纠缠。翌年,他以养病为由避居大连市黑石礁,摆脱了在日伪首都新京特别市的社会活动。日为统治者为装潢门面极力拉拢各方面人士。孙秀三以其超人的才干、职位、社会影响,很容易从日本人那儿得到富贵荣华。可他对于日伪统治者主动加予他的“新京特别市自治委员会委员”“满洲制粉组合理事”“新京地区直辖油坊组合副组长”等所有头衔从未理睬。

  日伪的经济统治给民族工商业造成重重困难,然而,孙秀三凭其多年从商经验能看到当局的薄弱环节。他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采取多种措施,使企业尚能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并持续发展:向日伪经济统治尚未强化,暂时还有利可图的地方开展出口业务,同时开办百货行业;在日伪所谓需由私人掌柜的工业部门,扩建或创建工厂,并多设分支机构;利用旧关系,与伪满某些官员交往,以利益发合的经营;在计算利润时,以虚报成本,扩大开支的办法,抵制当时的苛税。

  在日伪的残酷统治下,中国人在东北的生意极不容易,生意做大了,有了声誉,要想拒绝日本人的收买,保持民族资本的原汁原味是很难的。一次,日本关东军要求往益发合入股。益发合在长春的经理段馨五难以应对,即请示大连总管处孙秀三,孙秀三又向京东刘家报告,请京东刘家决定,可他感到很棘手,若让日本人入股,益发合就将改变了民族资本的本色;如不让日本人入股,益发合的日子就艰难了。

  孙秀三见刘毅侯进退维谷,便说:“这事你甭管,交给我就是了。”他毅然婉拒了关东军的要求,使益发合保住了民族资本的性质。但以其一人之力如何抵挡得了日伪经济统治的进一步加剧,又如何保得了益发合的周全,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益发合日益凋敝,限于萧条。

  以泰发合为例,原本三层大楼的营业,压缩到一层,商品种类少得可怜。外地驻在员皆已撤回。它的制衣,制鞋帽等附属工厂均已停工。从业人员由600 人减至100 多人,终年仅盈利2000 元,远远不够开支。泰发合昔日兴隆荡然无存。其他商店也不可能逃脱倒闭的悲剧。益发合所属的工厂均变为日伪军队的粮油加工厂,粮栈变成出荷粮的收购所,百货店变为“配给店”,所有的大小库都成为满洲生产必需品会社、满洲纤维联合会、满洲农产会社的仓库。

  此时的益发合实际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战时经济的一个分支。益发银行也执行日伪的命令与益通银行合并,仅维持开支而已。

  1945 2 2日,孙秀三于大连病逝,年仅六十三岁。

  同仁说:“秀掌柜的沉疴,硬是给日伪气的、逼的!”孙秀三临终前还对各分号的掌柜们信心百倍地嘱咐:“益发合黄不了,也不可能黄,仍有很大潜力,待日后发展。”(作者系吉林省图书馆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