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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工商人物——崔绍堂

发布时间:2018-09-03 08:46:00   来源:  字体显示:

  崔绍堂,原名崔兴诗,吉林市忠信织染厂副经理,吉林市工商联主任委员。1913年2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黄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由舅父抚养长大。1926年在山东省黄县崇实小学毕业。1927年离乡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公源昌商店学徒。因该店买卖小,1930年由同乡商人介绍到吉林省吉林市天合永布匹杂货店当店员。1937年9月,因天合永生意不好,又到吉林市裕华工厂任会计员。因他头脑灵活,勤奋好学,为人笃信,不久被提拔为会计主任,后来又任外柜,负责工厂购销和对外联络。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吉林市,因形势所迫,该厂倒闭,他也因之解职。1947年1月,他在吉林市与友人合资开办忠信染厂,终因市场萧条而停产。

  1948年3月9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吉林市,成立了中共吉林市委和人民政府。为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同年5月,吉林市人民政府组织私营工商界人士40余人参观团,赴老解放区工商业中心城市哈尔滨参观考察,崔绍堂应邀参加。在参观考察中他深受启发教育,并对形势有了正确认识。归来后决心尽快使工厂恢复生产,满足市场需求并解决工人失业问题。经政府贷款扶持和拨给棉布,使停产的忠信染厂迅速恢复生产,并增添了纺织设备扩建为织染厂。该厂在为国家加工织染棉布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其产品质量达到要求,畅销吉林地区,逐渐成为吉成立了中共吉林市委和林地区较有声望的企业。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本人开始靠近政府,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支援解放军南下,捐献军鞋等活动中,他带头走在前列。他本人在吉林市工商界也声誉渐高,被选举为吉林市纺织公会主任委员。

  崔绍堂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推动工商界纳税,遵章守法,对支援解放战争,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49年7月,他当选为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年8月下旬出席了在沈阳召开的东北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回吉林市后,在同业公会向私营工商业者传达了会议精神,对工商界认识形势,了解政策,稳定情绪,发展生产,积极经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崔绍堂被推选为吉林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年9月出席了第一次会议。在讨论《关于私营企业劳资争议调处程序暂行办法》、《关于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时,他积极提出修改补充建议,并表示要认真传达贯彻,自觉执行,发展生产,搞好经营,为争取3年内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做出贡献。

  1950年3月,吉林市政协扩大会议讨论推销第一期生产建设公债。崔绍堂在会上表示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带头宣传,带头认购。在他的积极宣传和带领下,全市私营工商界如期超额完成了任务。崔绍堂于同年4月当选为吉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在省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吉林省人民政府委员。同年7月在吉林市二届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吉林市人民政府委员。同年12月23日,吉林市工商联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委员。他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倡议在吉林市工商联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内容的《吉林市工商界爱国公约》。组织了12月25日的吉林市爱国工商业者参加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

  1951年4月,吉林市三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坚决开展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决议》。崔绍堂组织全市工商界传达学习,就地讨论消除顾虑,积极检举揭发。此后,他被推举为吉林市审查反革命案件委员会副主任。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战斗机和大炮及拥军优属的号召。吉林市工商联成立了抗美援朝支会,崔绍堂被选为主任。同年8月在他主持下,工商联召开全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修订了《吉林市工商界爱国公约》,大会正式成立了吉林市工商界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他被选举为主任委员。为早日将飞机运到朝鲜前线,献给英勇的志愿军,崔绍堂以身作则,带头捐献了100万元。他所在的忠信纺织厂捐献了4500万元。在他的组织下,全市工商界迅速掀起捐献热潮,很快超额完成了捐献三架飞机的任务。同年9月,在他的倡议下,以吉林市工商联名义向全国工商界发出了《挑战书》,希望各兄弟城市工商业者一道以实际行动,投入到这一伟大爱国运动中来,尽早完成捐献计划。同年10月1日,他参加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同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三次全委会议,使他深受鼓舞和教育。回到吉林市后,他向市政协委员和工商界全面传达了会议精神。同年12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吉林市第一名民建会员。

  1952年初,崔绍堂根据市政协的统一安排,组织成立了工商界学习分会,学习《共同纲领》和时事政策,并把学习和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同时进行。在“五反”运动中,他主动检查自己,带动和启发广大私营工商业者交待“五毒”行为。同年10月,在市政协会议上,他积极拥护关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并建议迅速实施,做好工作,防止抢购。

  1953年,国家取得了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开始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对非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改造的时期,制定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崔绍堂领导吉林市工商联协助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年,崔绍堂被推举为吉林省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处主任,并被选为吉林省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以后,他根据中共吉林市委《大张旗鼓地向全市人民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指示》,在全市工商联系统认真组织私营工商业者学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4年1月29日,中共吉林省委统战部、宣传部发出《关于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的通知》。崔绍堂根据实际情况,在同年5月12日市工商联召开的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针对前段学习中存在的认识方面问题,组织与会者进一步深入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澄清了总路线颁布后工商界中存在的混乱思想,对于消除思想障碍,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贯彻,起到重要作用。同年4月,崔绍堂主动申请公私合营。有关部门经调查分析认为,忠信织染厂厂长崔绍堂经过党和政府几年来的培养教育,进步很快,已经成为全市工商业者中的带头骨干力量。他协助政府执行各项工作,表现积极主动,又是省市工商联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工厂生产正常,劳资关系融洽,工会工作基础较好。据此,市政府于同年9月1日正式批准该厂公私合营。崔绍堂任该厂厂长,忠信织染厂成为吉林市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并为吉林市乃至全省机械纺织全行业公私合营提供了经验。公私合营后,他守职尽责,遇到问题主动与公方代表研究,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在社会活动中经常用自己亲身体验现身说法,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向工商业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推动全市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起了积极作用。

  1955年1月以后,崔绍堂领导吉林市工商界人士认真学习全国政协的会议精神。同年11月崔绍堂在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凭他的政治敏感指出,全国农业化合作化高潮己经到来,我们私营工商业者要学习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迎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并组织全市工商联和同业公会负责人学习全国工商联发出的《告全国工商界书》。1956年初,崔绍堂参加了中共吉林省委和吉林市委召集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座谈会。在全国和北京社会主义改造形势的推动下,他同一些工商界代表人士向全市同行提出“争坐社会主义的头趟列车”的口号,各行各业纷纷响应。同年1月23日上午,崔绍堂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向市领导递交了要求公私合营的申请书。吉林市政府同时宣布,批准全市工商业者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在这之后,他又积极组织学习讨论,使全市工商业者的思想迅速跟上形势。同时向政府提出建议,指出公私双方人员协商不够、信任不够、尊重私方人员职权不够等问题,得到了领导的重视。

  1957年6月以后,崔绍堂在中共吉林市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对市委贯彻政策和工作作风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并积极动员工商界人士帮助党整风。在“反右”斗争开始时,他拥护并积极参加,认为“舍此不能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但在划定右派分子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当谨慎,如果划错了该给摘帽子”、“有些人的言论是偏激,不是反党不该划为右派”。但这些主张非但没被重视,反被指责为“右倾”、“温情主义”。

  1958年3月,在京、津、沪工商界掀起自我改造大跃进的推动下,他在吉林市人大三届二次会议上做了题为《在总路线鼓舞下,加速自我改造,贡献技术才能作一个促进派》的发言。同时他发动吉林市工商界掀起“加速自我改造”的高潮,不断召开工商界大会,带头向党“交心”,不断把评比、竞赛、挑战、应战之类形式搬进思想改造之中,使《自我改造规划》的条件越来越高,改造的速度越来越快,出现了大量虚伪浮夸现象。同年8月吉林市召开了保“钢铁元帅”升帐的誓师大会。在发动工商界人士参加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同时,他认为:不顾客观条件,轻率发动“大办钢铁不合算,浪费人力物力”,“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经济建设资金靠什么积累”。但这些正确观点并没引起重视和采纳。但他依然积极参加大炼钢铁运动,虽然患有严重关节炎,行走不便,还是坚持参加炼铁。同年9月,崔绍堂被任命为吉林市第二商业局局长。他在二商业局任职期间,对工作认真负责,对于工作中重大问题及时请示党组,或与党员副局长研究决定。他努力钻研业务,做到对新分管的工作基本熟悉,并经常深入饮食行业了解情况,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虽患严重关节炎行走不便,但下基层时仍坚持步行,很少坐车,并积极参加局里的义务劳动,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崔绍堂任市二商业局局长后,仍抽出时间和精力关心工商联工作。1959年,他在稳定工商界的思想情绪,推动服务等工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同年1月中共中央“五不变”(定息政策不变、高薪不变、政治安排不变、学衔制不变、根本改造的政策不变)的政策在报纸上公布以后,他积极组织工商界学习。从年初到8月崔绍堂在工商界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宣传和强调工商人士要积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服务的实践中改造思想;在教育方法上由批判斗争转变为正面说服教育,使工商界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但“庐山会议”后期发动,并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使缓和下来的情绪又趋紧张。

  1960年,崔绍堂在北京参加民建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回吉林市后,向中共吉林市委做了全面汇报,提议采用“两会”中央代表大会“神仙会”的方式,召开一次吉林市民建和工商联委员扩大会议,得到了支持。同年3月23日至4月24日,崔绍堂主持召开了“两会”委员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刘少奇同志重申的党对工商界“包一头(包物质生活福利的一头)、包到底”的政策,号召工商界要“顾一头(顾自我改造、为人民服务的一头)、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讲话精神和中央统战部领导的报告,学习了《人民日报》的《工商界应该顾一头、一边倒》的社论。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和“大跃进”、大搞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拔白旗、破权威等“左”的运动的冲击,工商界大多数人思想紧张,顾虑重重,怕批判斗争,不敢讲真话。他就带头敞开思想讲老实话,讲心里话,使与会者消除了思想顾虑,逐渐敞开了思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各种生活资料严重匮乏。崔绍堂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向政府提出任何特殊要求,保持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受到群众好评。这期间国际反华势力趁机开始反华大合唱。崔绍堂最初迷惘且忧心焦虑。在参加省市人大会议和政协组织的学习后,他逐渐认清了形势,增强了战胜反华势力和经济困难的信心。他在各种会议上积极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讨论形势,提高认识,对工商人士的稳定做出了很大贡献。

  1962年崔绍堂被调任吉林市商业局局长。他在工作中认真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3年至1965年,在市政协学习委员会统一安排下,崔绍堂通过召开市民建和工商联的各种会议,对工商界人士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自1949年到1966年,崔绍堂先后当选为吉林省、吉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省、市政协委员,省、市人大代表和省、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一届常委,市政协一届常委和二、三、四届副主席,吉林省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吉林市工商联一至四届主任委员。1957年6月至1976年6月任民建吉林市委主任委员。1958年5月至1966年5月任吉林市第二商业局局长、商业局局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崔绍堂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受到冲击批斗,直至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患病亦得不到及时治疗,致使病情日益加重。1977年6月20日,崔绍堂病逝,终年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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