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市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夫余国可谓是其最深远最重要的背景。夫余国立国于西汉初年，现学术界将汉设北方四郡的时间——公元前108年，确定为其立国的相对时间，因之市政府将夫余国立国时间为吉林市历史上限。

　　远在西汉初年兴起并立国于吉林松花江畔龙潭山下的夫余国，是中国东北史及民族史备受关注的篇章，被学术界称之为“开启东北文明时代的第一缕曙光”。往事越千年。两千多年来，夫余国并未被时间湮没——有国时在中华史籍留下踪迹，亡后亦从未被历史遗忘，对其历史及其存在之谜的追寻与探究也不绝于史，直到今天，不仅是现代东北考古发现的重点，与之相关的历史之谜，亦是学术界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

　　特别是随着考古发现，夫余国立国之所即前期王城——“鹿山之都”被确立为今松花江畔的龙潭山下之后，其迁都到后期王城——“西徙近燕”的原因，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

　　距今1670 年前，夫余国结束了以今龙潭山下为都的历史，西徙到“近燕”之地。夫余国为何迁都，迁都的真相是什么？一关于夫余国迁都，《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这样记道：“穆帝永和二年（346 年）春，正月，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燕王皝遣世子儁帅慕容军、慕容恪、慕容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夫余。儁居中指授，军事皆以任恪，遂拔夫余，虏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皝以玄为镇军将军，妻以女。”这条史料是关于夫余国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

　　其中备受瞩目且争议最多的曾有以下几点：一是“初，夫余居于鹿山”，即夫余前期王城——鹿山在哪里；一是迁都即西徙到近燕之地的后期王城在什么地方；一是为谁所侵而“西徙近燕”？其中前两点曾是东北史的两大谜题，而今随着现代考古发现，谜题已破解，争论诸家高度认同以下结论——夫余国前期王城即“鹿山”之都城所在，为今吉林松花江畔龙潭山、东团山与帽儿山三山之间；后期王城即“西徙近燕”之地为今辽源市龙首山一带。随着这两个谜题的解决，夫余国为何“西徙近燕”，其到底为谁所侵成为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

　　史料虽记载夫余“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但深入历史真实，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百济不具备侵夫余的条件。其时百济在高句丽之南的朝鲜半岛南部，不可能长途跋涉越过高句丽来侵夫余。

　　对此，有人认为“为百济所侵”是“高句丽”之误，有人认为夫余为百济所侵也不是没有可能。

　　二夫余到底为谁所侵而“西徙近燕”？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着眼于夫余有国近六七百年间与周围族群或政权的关系，夫余为“勿吉”所侵，最符合历史真实。

　　夫余国的地理位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夫余国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其印文言‘ 王之印’，国有故城名城，盖本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这一记载指明，夫余国初居的鹿山之都，原本是貊之城，夫余在此立国称王，名其“ 王”。汉兴以来立国于貊故城的夫余国，拥有两千里疆域，最重要的邻国有高句丽、挹娄与鲜卑。

　　这样的地理格局，也是东北除汉族外土著民族三大族系关系的概括与缩影。这三大族系源流，分别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族系；东胡—鲜卑—契丹—蒙古族系； 貊—橐离—夫余—高句丽—百济族系。

　　其中夫余的南邻高句丽出自夫余，与夫余是同源关系。与他族相比，夫余与高句丽关系较为特殊，虽也争斗不断，但在夫余国历史上，带给其重大打击的都不是高句丽，相反，每当危亡，高句丽都是夫余国族的避难所。无论族源关系还是历史事实，高句丽都不是导致夫余国部落衰散、西徙近燕的原因。

　　因为夫余选择西徙之前若干年时间里，高句丽与鲜卑慕容氏争权辽东无暇也无力北侵夫余。公元337年，慕容皝称燕王，《资治通鉴·晋纪》记道：“（342年）冬十月，燕王皝迁都龙城（今朝阳），赦其境内。”迁都龙城，慕容皝称霸东北然后图中原的野心，首先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迁龙城不久兵锋即指向高句丽，几近使其灭国——慕容皝还“……发钊（高句丽王）父乙弗利墓，载其尸，收其府库累世之宝，虏男女五万余口，烧其宫室，毁丸都而还。”此时遭此重创的高句丽，自身难保，北侵夫余是不可能的。

　　初居鹿山的夫余国，从位于北部的鹿山之都城，向近燕之地的西南部迁徙，显然导致其部落衰散的敌人不是鲜卑慕容氏。初居鹿山的夫余国“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其由盛转衰的沉重打击，确曾来自鲜卑。汉初立国于松花江畔龙潭山一带的前期王城，“太康六年（285 年），为慕容廆__________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致使夫余几于灭国。第二年虽在晋武帝的帮助下得以复国，国力已今非昔比。走向衰落的夫余国，复国后不断受到侵扰的，如果是鲜卑慕容燕，人之常情也不可能迁国到与强敌更近之地。而之所以选择“西徙近燕”，动机一定是为避祸，而非求祸，目的是躲开更不堪忍受的强敌——勿吉。

　　虽然“西徙近燕，而不设备”的后果，为强大的慕容燕轻易所取，这种选择合理的解释是，其西徙之前，燕为取高句丽，策略上采取远交近攻，不仅让衰弱的夫余感觉不到威胁，甚至视自己为可以依赖的强大友邦。而夫余在不堪另一强敌不断侵扰的情况下，只有当其为可依赖的友邦，才会选择向近燕之地迁徙，在近燕的后期王城“而不设备”，给燕以可乘之机。

　　勿吉是怎样的对手，何以让夫余如此畏患？三勿吉为肃慎族系继挹娄之后兴起的一个强大族群，是最早进入吉林松花江“依粟末水以居”的满族先世。夫余与勿吉及其先世挹娄的敌对关系，可谓由来已久，其难以调和的矛盾闻名中原，史料对两族的记载，往往也是互为参照，互相印证。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道，“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同一史料又记：“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自汉兴以后，臣属夫余”，“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以人、夫余为代表的貊族系和以肃慎、挹娄、勿吉为代表的肃慎族系的恩怨，最远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在东北诸民族中，肃慎，为最早进入中国史册的东北民族，以“楛矢石砮”为标志物，成为与中原通贡关系最早、历时最久、记载也最多的族群——《竹书纪年》对肃慎入中原朝贡有如下记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周武王……五年，肃慎氏来宾。”“周成王……九年，……肃慎氏来朝，王使荣伯锡肃慎氏命。”这些记载说明，早在帝舜时代，肃慎就以“楛矢石砮”通贡中原。周初，“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汉书·东夷列传》）。康王以后肃慎就从史中消失了，直到三国青龙四年（236）复现于史，从此在中原史籍中不绝于缕。

　　从周康王（前1020—前995）到魏明帝青龙四年（236），长达一千二百多年间，肃慎为何中断与中原的联系？立足古今人类共同依存的相对不变的地理状貌，结合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还原历史发生的现场，这一千二百多年间，今黑龙江中下游和全部松花江流域的历史主人主要是两大族群，即貊族系的人（西团山文化主人）与夫余，和肃慎族系的勿吉先世肃慎与挹娄。这两大族群毗邻而居，但不是友好邻邦。

　　肃慎与人这两个东北大地最早相邻而居的族群，第一次共同出现于中原并记入史籍，是周成王时在洛阳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头人大会，肃慎氏与人首领均到会，并坐在正北席位——“……正北方，稷慎大麈，人前鲵。”（《逸周书·王会解》）由此可见，周成王时，肃慎与人关系尚好，能并肩坐正北方席位。这一是说明两族是正北方的代表，一是说明两族与周王朝的关系也是平等的。这次大会后成王子康王在位时，即公元前1053 年前“肃慎复至”，也就是从西周早期的康王以后，至到三国青龙四年（236）前，肃慎无闻于中原。

　　肃慎无闻于中原曾是一个千古之谜。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有解。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由裴文中为团长的“东北考古发掘团”将发掘成果命名为“西团山文化”以后，西团山文化主人为人。董学增先生在《西团山文化》与《夫余史迹研究》两书中，对人疆域即西团山文化分布范围和夫余国疆域有详细论述，其活动中心即位于吉林市松花江畔的龙潭山、东团山、帽儿山之间，即后来夫余前期所都的前期王城“鹿山之都”所在——“国有故城名城，盖本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之城。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的考古发现，学界确立为肃慎族系挹娄时代的文化中心，吉林龙潭山与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的地理位置，印证了史料“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的记载。

　　两族系中心的确立，可以进一步探讨两族在长达一千多年时间里可能有的关系。

　　肃慎氏是最早进入中国古史的民族，在中国历史进入纪年以前的帝舜时代就有入贡的记载。而新开流文化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七千多年前，肃慎先民就生息于黑龙江支流乌苏里江、兴凯湖流域，其后的饶河小南山文化、莺歌岭文化、凤林古城等地的考古发现，构成了肃慎文化的发展脉络，地理上均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濒大海”的范围之内，其活动中心呈由南而北趋势。这种趋势与西团山文化主人人不无关系。

　　西团山文化考古发现，上限为三千多年前即西周初年，下限为西汉初年与夫余文化相接。其间近千年的时间，正是西团山文化发生与勃兴时期。西团山文化的兴起，从地理上阻碍了肃慎通往中原的道路。周成王、康王时肃慎入中原还不是问题，或者初兴的人还不能挡住肃慎通中原的所有道路，或者两族间关系尚好，允许肃慎通过。康王以后关系便恶化，形成完全对峙的敌对局势。至西汉初年夫余兴起，作为东北最早建立政权且越来越强大的夫余国，肃慎成为其必然征服的对象——两族西周初年可能有的相对平等关系，“汉兴以后臣属夫余”，在东北最早兴起的肃慎族系，开始臣属于夫余国。

　　肃慎（挹娄）臣属夫余，直到三国魏文帝时开始反叛。《三国志·东夷传》记载：“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有五谷、牛、马、麻布。人多勇力，无大君长，邑落皆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常穴居……自汉以来，臣属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220—226）中叛，夫余数伐之。其人种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从三国黄初年间，夫余开始遭受曾臣属于自己的挹娄族的反叛。夫余虽几经讨伐，未能使挹娄顺服重归臣属。285 年，夫余国鹿山之都为慕容氏所破，遭受几近灭国的打击后，“其国殷富，自先世以来未尝破坏”的强国国力尽失。从此夫余国不仅无力使挹娄继续臣属自己，反过来受到挹娄后世越来越强大的勿吉的不断侵扰，致使自己部落衰散，彻底走向衰落。

　　不堪勿吉侵扰的夫余国族，选择向远离敌人之地迁徙以避危险是很自然的。其时慕容燕与高句丽争夺辽东经年，暂无暇北顾夫余，也未把虚弱的夫余当作对手。在这样的形势下，衰弱的夫余选择远离勿吉靠近称雄辽东的燕国，一定是在相信慕容燕无害于己，对其又有依仗之心，因而无防备之意。迁都不久，夫余虽为鲜卑慕容所“拔”，但并未被灭国。

　　事实证明，在东北各族群中最早立国称雄的夫

　　余国，最后、最致命的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肃慎后世

　　勿吉——494 年夫余终为“勿吉所逐”而灭国。

　　（作者系《江城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