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迁:革命左派先驱 杜重远
我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与民主人士的积极支持分不开。杜重远同志为我党做了大量工作,是我党的光荣,应该为他树碑立传,以志纪念。
——邓颖超
永远不能忘记这位在我党处于艰苦环境下,同我们并肩战斗的战友,无私无畏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烈士。
——习仲勋
九一八事变前,杜重远先生是一个自发的爱国主义者。东北的沦陷使他放弃了实业救国的幻想,投入抗日宣传工作。抗日救亡斗争的实践和中共的影响,唤起杜重远先生思想上的新觉醒。他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抗战到底,才能救中国。
他自觉配合中共的抗日主张,为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尤其是他投身教育、血洒天山的壮举更表现出思想境界的升华。“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是对他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
立志实业救国
杜重远(又名杜乾学),祖籍广东顺德县,1897年3 月15 日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杨大城子镇凤凰岭屯一个农民家庭。从小聪明好学刻苦用功,考试成绩常名列前茅,因而获得免费入学优待。中学时代他就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的斗争。当时,我国工业落后,洋货大量占领市场,他认为只有振兴实业才能拯救中国。1918 年7 月,杜重远放弃怀德小学教员工作,考取官费留学生,以洮昌道官费留日学生的身份东渡日本,先入“东亚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后入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辽宁肇新窑业公司招商包销瓷器章程- 26 -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曾组织我国留学生在东京示威游行,并回国在沈阳、天津、北京等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收复旅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宣传。20 年代初期,张学良将军访问日本时,他曾被选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参加欢迎会,在会上与张学良相识,二人情投意合,一见如故,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3 年,杜重远学成回国,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初衷,在沈阳集资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曾得到张学良投资银圆12万元的鼎力援助。这家公司在杜重远苦心筹划经营下,很快就在产品质量、培养人才、加强经营管理、改善职工待遇等方面有了显著成就,从而业务发展,规模扩大,成为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单位。1927年上半年,他被推选为奉天总商会副会长,成为东北工商界知名人士。任职期间,他发挥才能,开展活动,使工商界气象一新。1928 年8 月2 日,“东三省外交后援会”成立,他任代理委员长,为抵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治理东北出谋划策。4 日,他即以“东三省外交后援会”委员长的身份,在奉天总商会举行日本记者招待会,并回答日本记者提问:“临江设领,即其东方会议的侵略政策之先锋,吾人对此侵略政策,如不极端反对,置直俯首帖耳任其宰割,故临江设领誓死不能承认,假令不幸设领成为事实,则吾临江同胞与全国父老一致抗争!”12 日,发起成立“奉天全省商工拒日设领外交后援会”。他还被推举为后援会执行委员、临时委员长,通过“奉天全省商工拒日设领外交后援会宣言”;同时撰写印制“泣告东省父老兄弟姊妹书”控诉日本侵华政策及罪行。9月4 日,他组织“奉天全省商工拒日设领外交后援会”在奉天召开市民大会,会后率领六万多民众举行了反对日本增设临江领事馆的示威游行并发起抵制日货活动,推动了东北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1929年年初,他当选奉天工会会长,后任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外交秘书,襄助处理对日外交问题。
决心抗日救亡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不战而放弃东北,沈阳在一夜之间沦于敌手。杜重远苦心经营的民族工业毁于一旦,实业救国的幻想被破灭。1931 年9 月底,因遭日本关东军通缉逃亡至天津,10 月26 日,离开天津到上海。11月4日,“江桥抗战”爆发,他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络员和马占山将军全权代表的身份,与上海的爱国人士一起,发动群众募捐,支援爱国官兵的抗战。由于当时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向读者募捐支持马占山在黑龙江的抗日战争,杜重远与邹韬奋相识,因为同有爱国热忱而成为亲密战友。同时,他还认识了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金仲华等爱国进步人士。这年年底他又与周恩来秘密会晤,受到启发帮助,坚定了抗日救亡决心。
1932 年1 月底,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委托,杜重远以抗日将军马占山将军代表的身份积极声援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到热河、长城一带进行宣传活动。由于他经常为《生活周刊》写抗日救亡文章,支持生活书店出版进步书刊,在1932 年7 月“生活出版合作社”成立大会上,他与邹韬奋、徐伯昕、王志莘、毕云程等5 人被推举为理事。8 月,“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在上海成立,杜重远任总干事,常务理事。协会提倡“发展国货工业,作经济上的实际抗日”。同时由于他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有所联系,因此还参与他们活动,开展了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3 年3 月25 日,杜重远与侯御之在上海举行婚礼。同月28 日离家赴绥远(今呼和浩特市),参加“内蒙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12 月,国民党反动派以同情福建人民政府的罪名查封了《生活周刊》。当时邹韬奋正流亡国外,《生活》无法复刊。杜重远极为愤慨,感到抗日宣传不可中断,正义舆论必须继续。
经与胡愈之、金仲华等人商量后,认为利用杜的实业家身份和社会关系以及当时淞沪警备司令蔡劲军的旧友情谊,决定由杜以总编辑和发行人的名义,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登记备案创办《新生周刊》。事情进展顺利,《新生》创刊号就在1934年2月10日出版,该刊宗旨是“为救民生存而奋斗”,主张抗日,反对妥协。
每期20页,用时事图片作封面。辟有“老实话”“国内通讯”“国外通讯”“专论”“杂文”“国际问题讲话”“时事问题讲话”等20多个栏目。撰稿人有胡愈之、邹韬奋、柳湜、华云程等。杜重远虽然社会活动很忙,但仍每期撰文在“老实话”中揭露日军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罪行。文章通俗生动、深刻沉痛,说出了人民大众的心里话,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
由于《新生》与《生活》两刊的内容和形式都很相同,因而深受读者欢迎,销售数量逐期增长,最多时销量15万余份,充分发挥了抗日救亡的舆论作用。
“新生事件”真相1935 年5 月4 日,《新生周刊》出到2 卷15 期,因发表了艾寒松用笔各“易水”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文中提到了日本天皇,说他是个生物学家,对生物学很有研究。日本宫院内有实验室,他大半时间花在蝶类的分析研究上。结论说,如果他的毕生精力能多用于研究工作,则成就将更大。这本来是很正常的说法,并无恶意。不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却借题发挥、大做文章,煽动日本浪人游行示威,又以侮辱他们的国家元首、妨碍中日邦交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查封《新生周刊》和惩办主编及写稿人。
国民党政府向来畏敌似虎,平时对《新生》议论早有忌恨,此时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唯命是从,立即传讯了杜重远。当时有些好友曾劝他暂时不要露面,不去出庭,也有青年自愿承担责任。但是他意志坚强、态度坚决,不愿牵连生活书店和作者艾寒松,于1935 年7 月9 日大义凛然地出庭申辩,称这篇文章是外来稿件,内容并无不当,并严词责问爱国何罪?但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竟然判处杜重远一年两个月徒刑,监禁在上海漕河泾监狱,并迫令《新生周刊》立即停刊。审判时法庭内挤满了旁听的群众,当旁听群众听到不合法、不合理的宣判时,群情激愤,纷纷高呼:“爱国无罪”“打倒卖国贼”“拥护反帝抗日的《新生周刊》”等口号,一时秩序大乱。这就是当年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
在杜重远被非法判刑入狱后,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后援会,组织了示威游行进行声援,国内外同胞也对杜重远的爱国情深、不畏强暴和在法庭上的坚决斗争,深表敬意。而在杜重远被监禁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再对他进行威胁利诱,妄图迫使就范,但他却毫不动摇,表现出一个爱国民主主义者的崇高气节。
促成“西安事变”
“新生事件”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部引起巨大反响。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退入关内,被调入西北与杨虎城的西北军同驻陕西。
蒋介石企图用这两支军队进攻陕北,消灭工农红军。
但在“新生事件”后,东北军的大部分将士对大力支援过马占山抗日的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被判刑都深表不满,产生了不愿内战,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思想。此时,杜重远虽身陷囹圄,但仍受到共产党周恩来等人的关怀。他阅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积极配合党的抗日主张,向有关方面写信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又与高崇民、卢广绩、孙达生等商议,进行了促进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日计划。
1936 年4 月,杜重远因病由漕河泾监狱移往虹桥疗养院治疗。张学良曾趁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会议机会专程到上海看望他。同年8 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因为牙病,也住进了虹桥疗养院,并与杜重远约见。他们详细洽谈了东北军、西北军联合行动与工农红军协作抗日的问题。此后,杜又多次写信给张、杨,用具体事实说服张、杨配合工农红军打回老家去。
1936 年9 月8 日,杜重远刑满释放,随即赶往西- 28 -安与张学良等共商大计,并介绍邹韬奋、李公朴等爱国民主人士与张学良会晤,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促成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行动,从而爆发了1936 年12 月12 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起到重要的作用,国民党指责他为事变幕后策划人之一。由于他从不标榜自己,因此,外界鲜有为人知。当时国共两党商谈成立民主政府问题,周恩来曾代表中共方面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为联合政府成员,可见杜重远确是个对祖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随蒋介石至南京即被长期扣押。杜重远与国民党上层开明官员及东北方面有关人士曾多方奔走营救,终因蒋介石一意孤行,张学良未获释放。
为国壮烈牺牲
1937 年1 月15 日,接潘汉年通知,杜重远接受张闻天关于“赴南京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工作和了解亲日派情况”的任务。4 月,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参加了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的“建立东北抗日救亡团体的筹备会议”。7 月,“七七”事变后,他冒险奔走于武汉、西北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 年1 月,国民党政府迁移至武汉不久,蒋介石在武汉寓所约见邹韬奋、杜重远谈话,蒋介石暗示要他们加入国民党,被婉言拒绝。2 月,蒋介石明令发表,任命杜重远为“监察院”监察委员。面对高位,杜重远坚辞不就。6 月,他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他坚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集中国力、全面抗战的路线。10 月,受新疆地方政府邀请,他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作为“中央代表”参加新疆的三全大会,并作《三全大会与世界和平》等多场演讲。1939 年1月,杜重远经周恩来同意,抱着“为祖国奠定最后抗战基地”的愿望来到新疆,当时新疆的掌权人是盛世才。盛世才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爱国活动,又入韶关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追随郭松龄反奉失败,逃亡日本,入陆军大学,归国后到了新疆。此时盛世才还打着革命旗号,伪装进步,主张联苏、联共、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盛世才提出一个要求,要共产党给他派出得力干部,以便改组军队。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茅盾等接到组织的安排,先后来到新疆。其实,盛世才别有图谋,他准备将新疆划归苏联,成为其中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自任首脑,他的这个意图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于是,他又投靠蒋介石,为了表现效忠于蒋介石,他大肆迫害来到新疆的共产党员,先后以所谓的“汪精卫系统阴谋暴动案”为借口,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抓捕了新疆的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2000 余人,接着便是惨无人道的杀害。1943年,毛泽民、陈潭秋等人被害。
不久,盛世才魔爪伸向了杜重远。杜重远初到新疆,盛世才想委任他为新疆工业局局长。杜重远为了做点实事,只出任了在迪化的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院长。应杜重远之邀,茅盾、张仲实、萨空了及赵丹等著名学者到该院任教。其实,盛世才的阴谋早为杜重远所知,但是,杜重远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安全。在他的巧妙掩护下,茅盾夫妇离开新疆,回到延安,转危为安。茅盾夫妇离开新疆后,杜重远就被捕入狱。
1943 年6 月13 日,夜里,盛世才来到狱中,对杜重远说:“不久,我将把你放出去,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请包涵几日,望见谅。”盛世才命人把削上皮的苹果端上来,他担心杜重远有顾虑,便将一个苹果切成两半,自己拣起一半放到嘴里,另一半留给杜重远,杜重远哪里知道剧毒就在那一半上?他吃了那半个苹果后,当场暴死狱中,时年46 岁。《新华日报》对此事件发表社论,颂扬杜重远是:“最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和最坚决的民主战士”。
1983 年9 月,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四位烈士被害40 周年时,邓小平题词:“杜重远烈士永垂不朽!”邓颖超题词:“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
2006 年12 月6 日,新华社播发通稿: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英勇的民主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杜重远先生20 世纪30 年代曾经居住的上海寓所挂牌仪式今天在沪举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等国家领导人赠送了花篮。
(作者系江苏省响水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