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琦：四任吉林将军 富俊
富俊，清朝著名封疆大吏。自嘉庆八年（1803）五月至道光七年（1827）七月的24 年间，先后四任吉林将军，为吉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富俊，生于乾隆十四年（1749），姓卓特氏，字松岩，蒙古正黄旗人。
清朝入主中原后，并未放松对“发祥地”的管理，而是坚持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在咸丰朝以前，把吉林的绝大部分土地列为封禁地区，有些作为出产貂皮、人参等贡品的基地，有些作为清王室专用狩猎围场，绝对禁止外人进入居住生活。“到嘉庆年间，为安置闲散旗民和为驻军提供口粮的官庄只有50 处，开垦荒地15248 垧，仅占吉林全省土地不足0.19%”①。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益稳固强大，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口呈现骤增、土地兼并现象开始加剧。从康熙初年起，大量无地的关内流民被迫向东北地区流动谋生，至嘉庆年间已发展成“禁无可禁”的态势，这不仅严重的影响了清王朝封禁政策的继续实施，而且也成为当时历届吉林将军执政履职的最难以解决的首要问题。
嘉庆十九年（1814），富俊再任吉林将军。到任后，他经过对前任案卷的认真审阅和详细的走访调查，“检查旧案，悉心妥议，……通盘核算”②，采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展开了颇具规模的开发。
嘉庆二十年（1815）春四月，富俊亲往拉林详细勘查。见拉林东南原勘的夹信沟一带，土地洼下不易垦种。而拉林西北80 里的双城子一带，土地平坦沃衍宜耕，东西横有130 多里，南北纵越70 余里。遂即派人履丈，分拨500 旗丁上山砍木运回搭盖窝棚，并派人员分别采买耕牛和一切农具。在前期勘查和准备的基础上，他向嘉庆皇帝力陈开发双城子一带的理由。疏曰：“拉林西北双城子所在地，地土沃衍，应行开垦，移驻京旗。”并指出乾隆时期移驻京旗失败的原因就是措施不当，把本不谙农稼的旗人直接调往东北，使他们不得不“雇觅流民，久之田为民有”③。这一想法得到嘉庆帝的赞许，于是富俊又拟出试垦方案。
富俊认为，乾隆年间移驻京旗散丁，盖房、垦地均藉吉林各城兵力，但吉林旗丁只开垦而不耕种，京旗散丁往往又雇佣流民代为耕作，自己不事生产，故而失败。因此提出，筹办京旗试垦，莫若先办屯田请在吉林等处闲散旗丁内，拣选一个人作为屯丁。每人给荒地30垧，籽种石，银25两，官置牛具。每丁垦种20垧，留荒10 垧，自第四年起，所垦之田每垧征粮1 石。
10年后再移驻京旗，人给熟地15垧，荒地5垧，留给原驻旗丁，免征粮谷，作为他的恒产。这样，所费银两不多，试垦的第一年只需银2.8万余两，10年用银总共也仅有四万零五百两。从第四年交粮起，七年还可交谷14 万石。每石银约5 钱，共得银7 万两，除去10 年用资外，尚余银两万九千多两。10年后移驻京旗闲散，本地旗人屯丁犬牙相错住在一起，又容易学习耕种，或帮工伙种，不致雇佣流民代耕或典租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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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382 页。
②［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129》，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1119 页。
③［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129》，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1119 页。
嘉庆二十一年（1816）春二月，又分拨50旗丁，凑足1000名屯丁。改双城子名为双城堡。设协领1人、佐领2人，分左右翼统辖各旗，每旗设立5屯，一起开垦屯种。嘉庆二十二年（1817），富俊虽调任盛京将军，仍十分关心吉林屯田，上疏奏道：“唯有移驻屯田，因田地自然之利，使自耕种为养，方资久远之计。”①他认为，双城堡剩余荒田还有好多，应当再次拨发盛京、吉林旗丁各千人，在嘉庆二十五年春天到来以前，继续开赴双城堡屯田垦种。并将久屯改名中屯，另外分设左、右二屯。这样，再开垦3 年以后，每年便可移驻京旗200 户，15 年即能陆续移驻3000 户京旗。他认为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提议要进一步扩大双城堡屯田范围，而且对抽调、安置屯丁，新开之地征收税课等问题都认真地筹划，对如何争取政府资助开发等事项也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他回任吉林将军后，为稳妥从事，再次亲临双城堡一带“携印亲诣查勘、督催、查验盖完官兵房间、屯丁窝棚。收买牛只分给各丁，并发给每丁棉衣、棉裤，诵皇恩深沃，俾众丁咸知勤勉力田。”②嘉庆二十五年（1820）双城堡又建成左右二屯，将已垦之地称为双城堡中屯。从嘉庆十九年（1814）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仅五六年间，双城堡这块“丛草迷离”的亘古荒原就垦出熟地六千五百余垧，安置旗民3000 户，计万余人口已成为“比屋环居，安土乐业，有井田遗风”③的富庶之地了。
道光元年（1821），富俊根据对吉林西北部实际情况的实地勘查得出结论，再上奏皇帝要进一步在伯都讷（今扶余）进行屯田。认为“伯都讷围场即无林木又无牲畜，可垦地二十余万垧。”这一建议虽得到道光皇帝的赞同，但其提出的改以往由屯丁助耕为直接募民垦荒的建议，遭到廷议反对。为此他据理力争，先后7 次上疏，力陈募民垦田之利，认为：“即赴各处漂流，均系物业贫穷之人”④，若领地之人给其银两、地亩，安置好他们的生活，6 年后起课，每丁纳银制钱9000，以此推之，积数十年后，不仅20 万垧荒地得到耕垦，移驻京旗的费用也足以支付。
经其再三努力，这一利国利民的治国措施，最终得到朝廷的批准。从道光四年（1824）起，陆续安置移驻京旗，按户给予房间、地亩、牛具。宣宗诏准，令晓谕京旗散丁，使其了解迁移之利，凡愿意移驻双城堡的本旗报名，国家按期出资送行，到达后分给田产耕作，谋取宽裕生活。到道光七年（1827），认佃户达到1556户，“前后总计一百二十屯，星罗棋布，与双城堡互为表里。
旗无征粮，民有恒产，所以为旗人万世计者至矣。”⑤“自此伯都讷、双城堡两地，号边方繁庶之区焉。”⑥富俊在拓荒屯田的同时，还不断筹办义学、培养人才、安置流民，在开发矿业资源、疏通道路发展交通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富俊在嘉庆十九年（1814）初任吉林将军时，就在吉林的参局街买下5 间民房办起了白山书院。因无师资，道光二年（1822），奏请道光皇帝，欲将革职发遣到黑龙江的乌振辰改发到吉林专司教读。这一请奏非但没有准奏，连他在吉林办学之举也遭到道光皇帝的非议，认为：“议课生徒学习文艺，必致清语日益生疏，弓马渐行软弱，究之书院仍属具文，于造就人才毫无裨益，是舍本逐末，大失朕望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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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10》，《双城堡、伯都讷屯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45 页。
②［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10》，《双城堡、伯都讷屯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45 页。
③［清］长顺修、李桂林纂，李澍田点校：《吉林通志·卷31（下）》《食货志四·屯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548页。
④［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129》，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11119 页。
⑤［清］长顺修、李桂林纂，李澍田点校：《吉林通志》卷31（下），《食货志四·屯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48页。
⑥［民国］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129》，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11119 页。
⑦《清宣宗实录·卷34》，道光二年六月辛未。
位于双城市102 国道与东直路交会处的富俊将军青铜雕像，高18.14 米，意寓嘉庆十九年（1814）
在双城堡屯田尚在筹划的时候，富俊就拟定在双城堡左中右三屯各建三间义学，并规定学校所需费用皆由地租中拨给。决定“在屯丁闲散内择其通晓清、汉文者，作为教习。”为保证教学质量，又责成该地方官要“严查课读不致日久废弛”①。
在富俊的努力下，不仅学校数量和就学人数不断增加，而且教育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从清初到道光初年的200 年间，吉林仅考中2 名进士，4 名举人，39 名贡生。而自其任吉林将军后，仅道光一朝吉林就出进士4 人，举人7 人，贡生12 人。到光绪末年，吉林所有中试者达180 余人，是以往200 余年的4倍②。由此，足见其对吉林教育发展所作贡献之大。
富俊在任吉林将军期间，为发展吉林的农业生产和安置“流民”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清初以前，吉林几乎没有汉人。到雍正年间，关内流民开始进入吉林。对于汉人流民的不断涌入，清政府极为重视。
到乾隆六年（1741），下令封禁。严禁汉人流民进入吉林省境。然而，实际情况与之相反，流民没有禁止住，却日渐增多。其任职期间有增无减，据嘉庆十一年（1806）七月统计，流民增至七千余口。嘉庆十三年（1808）五月，又查出流民1010 户③。嘉庆十五年（1810）十一月，查出流民1459户。④而对已流入的大量流民，他曾向朝廷透露，欲招集流民屯田垦荒的意向，嘉庆帝不但不允许，反而十分恼火，严令吉、长两厅将查出的流民，“姑照所清入册安置外”，以后“无许招致一人，增垦一亩，如有阳奉阴违续招民人增垦地亩者，即交该将军咨明理藩院参奏办理。”⑤为此，富俊得到了极为严厉的申饬。虽然此议未成，但他始终以为，流民进吉林，使吉林的土地得到开发，流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吉林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可见其对流民、对清王朝封禁等一系列问题的态度。
对于那些已经来到东北居住谋生的流民，政府竭力驱逐，而富俊没有照搬旧套，采取了尽力安置的做法。道光五年（1825）七月，其上奏皇帝曰：“舒兰、霍伦等处查有流民一千余户，男女老幼五千数百口，请免驱逐，展立卡伦，并挖封堆，安设官兵，添设乡地保甲，仍按户将所种地亩升科”，欲将流民编入户籍，在此安居。道光皇帝考虑到“流民盖房垦地已费工本，一旦悉数驱逐无以谋生，固堪怜悯”⑥，方才准奏。
对于那些流入吉林（府）的无业流民，由于每到冬季严寒时节“常有冻毙倒卧街衢者，将军富俊查知此情”，下令“每年自十一月初一起，至开年二月十五日止”“于城隍庙施设粥厂，劝谕五街各铺商捐资，共襄善举”⑦，使无数流民免于毙命。
吉林地产优厚，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富俊到任后，深知开矿采煤的重要性。嘉庆十九年（1814）十一月十四日，他向朝廷奏请开采煤窑。其奏折言辞恳切，把吉林开采煤炭的重要性、迫切性讲得十分透彻。他说：“吉林内缸窑、胡家屯等六处，均有煤苗显露”，在这些地方开矿挖煤，“与参山、围场禁地毫无关碍”。
他还讲“天地自然之利，如果无碍，原不禁人取用”。“如蒙谕允”，煤窑一旦开办，“旗民即少回禄之灾（火灾），日用并获佐薪之具，旗下诸色穷丁，藉得余润糊口，糜不仰戴皇仁，实属惠而不费”⑧。此外，他还着手订制开采章程，绘制矿图。朝廷部臣还是不准开办煤窑，理由还是“近边聚众，流民潜踪滋事，防查难周”⑨而且皇帝也同意了这个处理决定（依议）。然而富俊不久之后，即嘉庆二十年（1815）正月初三，拟写奏章，向朝廷恳切陈情，再次请求批准在吉林开办煤窑的事宜。他在奏折中讲：“试采煤斤，实为旗丁生计起见。吉林从前土沃人稀，岁多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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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10》，《双城堡、伯都讷屯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45 页②［清］长顺修、李桂林纂，李澍田点校：《吉林通志》卷30（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322—331 页。
③ 数字引自孔经伟：《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155—156 页。
④《清仁宗实录·卷236》，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
⑤《清仁宗实录·卷236》，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壬子。
⑥《清仁宗实录·卷100》，道光六年七月丙戌。
⑦［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8》，《粥场》，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23 页。
⑧［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8》，《整饬驿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24 页。
⑨［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8》，《整饬驿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24 页。
近因生齿日繁，糊口为艰，木山渐远，砍运不易，若得烧煤度日，可以节省甚半”。不仅如此，他还以盛京（沈阳）、北京两个地区开采煤窑从无煤丁聚集滋事的实例，反驳了朝廷不准奏之理由，并强调，“求治之道，全在大吏留心，不得因噎废食。谋生之裕，多使群黎均利”①。他还直言，辽宁、北京、山西等地区可以开采煤矿，吉林试采煤今情事相同，为什么就不批准呢？如此公开指责朝廷是冒一些风险的，特别是之前朝廷不准开矿的决定。据《吉林通志·卷41》记载，当时批准吉林“开采缸窑、田家屯、营盘沟、波泥河、胡家屯、丁家沟煤窑六处，每处纳税银十七两零。
签制旗人承领票张试采”②这样，吉林由此开始了矿业开发的历史，缓解了流民和旗人的燃眉之急，也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
富俊就任吉林将军以来，因地制宜，采取多种符合实情的办法，使吉林的经济得到了发展，人口数量显著增多，各旗及地区的交往日益频繁。为适应吉林发展的需要，他开始整饬驿站，对以往历任将军无法解决的“向来吉林驿站滥支滥应，丁疲马瘦，以致将站丁原有地亩典卖殆尽，丁逃逋欠”③等问题，进行了彻底整顿。他下令清查四路驿站，严令所有卖出的土地10 年后全部收回，并拨沿站闲荒招佃垦种，作为各路站丁日常费用。经其治理，吉林驿站“丁力饶裕，驿务日增起色”④。接着又对以往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由于边事安靖而废弛的驿道，重新设站修路。同时，根据需要或对原有的旧道进行拓展延伸，或新筑道路以加强各地间的经济交往。道路的开通加强了吉林本地之间的交往，对于北联内蒙，西通辽宁、河北，沟通吉林与黑龙江，乃至中原地区与整个东北的交往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道光十四年（1834），富俊逝世。
作为四任吉林将军的富俊，在任期间，兢兢业业，恪守职责，其功业尤著，深得民心。
（作者系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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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8》，《整饬驿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24 页
③［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10》，《杂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48 页。
④［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10》，《杂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23 页。
①［清］萨英额：《吉林外纪·卷8》，《整饬驿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12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