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红军远离根据地，一切供给只能取之于活动范围内的区域。但为了避免跟强敌发生正面对抗，所经之地主要在路绝人稀、物力维艰、少数民族集中的穷乡僻壤。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了供给保障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广大红军官兵高度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团结友爱的优良作风，三大主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陕北会师。关键词：红军长征；供给保障；因敌取资；军民互助；战友相扶。

　　1933 年年底至1934 年年初，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实施所谓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战术，逐次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而“中共方面采取了以正规红军为主力的单纯消耗战，因此，被剿共军的物质力量所压倒，4 月末，败势已成定局”。①从5 月份开始，中共中央“最高三人团”即秘密着手突围准备工作，加紧了粮食、被服等物质资材的收集储藏，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想带走，坛坛罐罐打包了三、四千副担子。

　　“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②10月下旬，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以抬轿子、搬家式的阵势上路，大大迟缓了行军速度，严重削弱了作战能力，以至于在突破国民党军队预设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差点陷入了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随着征途的拉长，这些负担大部分都得在中途扔掉……甚至还有大量银洋都埋在他们从南方出发的长征途上”③，突围行动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当残存部队前进到湖南通道时，所带军需物资几乎抛弃、消耗殆尽。

　　“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④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了供给保障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量敌为谋采取了相应的筹措、分配和调剂给养方式，从而最低限度地保证了行军作战需要，最大限度地巩固和提高了士气战力。广大红军官兵高度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团结友爱的优良作风，含辛茹苦、挨饿受冻、克服了一切自然和人为障碍，胜利完成了人类军事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虎穴狼巢夺资源，血凝汗结保吃穿“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⑤自中央红军脱离中央苏区之日起，那个所谓的“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名存实亡，不能给予他们任何后方支撑。接下来的路上，一切供给只能取之于活动范围内的区域，或发动群众强制没收土豪劣绅的浮财赃物，或使用武力抢夺缴获反动武装的军需物资，或遵循自愿的原则向不怎么坏的富人借贷募捐，或以现金实物向普通群众购买交换生活必需品，也就是所谓的“一打、二缴、三借、四买”。这四种筹集给养方式并不新鲜，红军在老根据地时就已屡试不爽，但在长征途中交替运用得更为灵活，初期或经过反动堡垒中心时以打和缴为主，后期或经过老少边穷地区时以借和买为主。

　　1934 年12 月12 日，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避实击虚，放弃北上湘西而转兵贵州，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随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西进，其中一路径趋贵州黎平。12 月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立足黔北、发展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年9 月。

　　②〔战国〕孙武：《孙子兵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年1 月。

　　③〔美国〕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6 月。

　　④〔战国〕孙武：《孙子兵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年1 月。

　　⑤〔战国〕孙武：《孙子兵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年1 月。

　　贵州“双枪兵”果然不经打,中央红军两路纵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连克剑河、镇远、施秉和黄平。他们“没收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大批存货，不仅能够保障自己的供给，而且还可以分发给穷苦的老百姓”。①尤其是在素称“湘黔门户”的镇远古城，“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②。1935 年1 月7 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强渡乌江，顺利攻占黔北中心城市遵义。本月15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一直受排挤的毛泽东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同时“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供给保障工作重心进一步向基层连队下沉，向先头部队前移，撤销了总供给部和运输总队，成立了军委先遣工作团，并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在团政治处地方工作组下设没收征发干事，统筹兼顾全军战争经费和生活物资的筹集分配。周恩来亲自找到先遣工作团主任杨至成，郑重交代：“我们越往前走，困难将会越大，红军的供给将会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筹物工作，把红军的供给搞上去。”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彻底抛弃了过去那种“简单轻巧与径直的干法”，完全“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不停地在川黔滇边迂回穿插。供给保障部门也跟着筹钱收物忙开了，2月20日，总政治部颁布《关于筹款征集资材及节省问题的训令》，强调：“保障红军的给养，克服红军的战费，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要求：“侦察队设营队中，政治机关应派得力的地方工作人具（或组织先遣工作团）与他们共同行动，以便有较充分的时间，进行群众工作、捉土豪、筹款、征集资材等。”并规定：“如时间允许，应由团政治处计划，与团首长商量，派相当的武装，到驻地附近搜山、搜石洞、捉土豪、搜索土豪埋藏的物品。”这段时间，中央红军在贵州遵义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5 万多元银洋、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以及价值5 万多元的香烟。在桐梓没收了军阀侯志丹的大量皮货，搜获了逃亡官僚、地主埋藏的6 万多元银洋和不少黄金。在贵州、云南交界的瑶族聚居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圆一项就得用40 多头骡子驮运……还缴获了数十担鸦片。而鸦片就等于是钱”③。在云南曲靖附近截获了军阀龙云的10份高清地图和10箱特效白药。在会泽没收了军阀安恩溥的80 多匹骡马、几万两鸦片，筹得近10 万元现洋、近20万斤粮食，以及400 多匹布料。该省某县长孤陋寡闻，认定红军必定乞穷俭相，竟误把着装齐整的中央红军当作国民党军，主动奉献了大批粮草和军饷。红军战士得了便宜还卖乖，“不大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得多，战利品也要丰厚得多”④。毛泽东则笑称：“如果所有的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但中央红军利用“滇军将领后来一再干出此类蠢事”，于5 月初成功地巧渡金沙江、进入川西南后，敌对势力就没有那么“人傻钱多”了，首攻会理城即遭到国民党川康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绕道而行，走进了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天壤之觉、冰炭之乖的川西北高原。长征最难处，不在五岭、乌蒙之艰，也不在湘江、赤水之险，“他们在这一段行军途中所吃到的苦头远远超过以前的一切。他们有钱，但是买不到吃的。他们有枪，但是敌人无影无踪”⑤。鱼水相投鱼得全，军民互助度饥寒“依据红军发展历史，依据各种实际情况，红军行动区域是有相当限制的。就是说，自然经济人口条件，是能够起战略上之重大作用的。”⑥红军长征为了避免跟强敌发生正面对抗，所经之地主要在路绝人稀、物力维艰、少数民族集中的穷乡僻壤，历史上彪悍一时的流动军队，一旦深入这样的圮地和死地，往往只能接受非溃即死的命运。生存环境之恶劣、群众基础之薄弱、民族矛盾之尖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老调重弹，一边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一边开动宣传机器，极尽妖魔化红军之能事，结果正如蒋介石所言，“使土匪得不到一个稍舒喘息的机会，更没有盘踞与匪化一个地方的可能，而且他连裹胁民众的工夫都没有”⑦。

　　①〔德国〕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 年3 月。

　　②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5 月。

　　③ 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 年10 月15 日。

　　④ 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 年10 月15 日。

　　⑤〔美国〕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6 月。

　　⑥ 陈昌浩：《争取当前伟大胜利》，《前进》第六期，1936 年9 月16 日。

　　⑦ 蒋介石：《对追剿军第二路军连长以上官长的讲话》，1935 年7 月21 日。

　　此时此境，能否取得当地土著的理解与支持，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斗争本身。早在长征前夕，总政治部就颁布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强调：“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特别要注意对给养事务与前站人员的教育与工作检查。”在即将进入桂北苗、瑶族聚居区前夕，总政治部又颁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在一切的工作中，必须不知疲倦地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不但是汉族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

　　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活动期间，上述地方、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和原则更加具体化。如经过黔东南时，总政治部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的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即将进入遵义城时，红一军团规定：“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重复调查并其批准后，才许可行没收与捉人。无论没收反动商店和土豪财产与捉土豪，均须向群众有充分的解释后才准。”进入遵义城后，总政治部又及时布告：“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

　　红军长征一路打富济贫、取予有节，沿途群众也殚财竭力、守望相助。如中央红军在黔北湄潭发动群众打击了47 家土豪，分掉了近5 万斤粮食、4 万多斤食盐和500 余头肥猪。当地裁缝和巧妇则加班加点，帮助他们赶制了8 千多套棉衣夹裤过寒冬。在滇东宣威“从有钱的火腿商那里没收了成千上万条火腿，农民们从好几里外赶来免费领一份，这是火腿史上的新鲜事儿。成吨的盐也是这样分配的”①。他们在川南的所作所为，更是让国民党方面都感到无可厚非：“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圆一枚于土中。”②并由此惶恐不安：“惟当地团队衔县府命令封仓拉夫，集中粮食，蹂躏不堪……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之象。”③针对川西北的特殊情况，各路红军进一步加大了争取群众、保障供给的力度。如在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之前，总政治部颁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强调：“绝对不准对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红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申明：“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还入乡随俗，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赠送了大量枪支弹药和金钱、鸦片，以换取通行便利和生活保障。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进入藏族聚居区后，供给保障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尽管高层三令五申政治纪律，但“这里根本没有机会解释什么‘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没有机会结成友好的联盟”④。“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⑤，时称“一条人命买头羊”。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刘亚楼亲自施压，经公审处决了拿枪打了群众一头猪的某团部通讯员，战友们反而纷纷为他鸣冤叫屈。因此，长征在这一段的民族工作不怎么成功，毛泽东曾坦言：“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但也并非完全失败，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无疑将会遭遇到更大的人为阻碍。

　　解衣推食情最暖，风餐露宿志愈坚

　　长征途中，围绕生死攸关的战略方向选择和供给保障遂行等原则问题，红军内部一直争执不休，如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反对博古、李德“钻口袋”；林彪上书要求撤换军事领导人，反对毛泽东“走弓背”；张国焘密电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反对中央北上陕甘宁。但过激言行并不能否定彼此心系红军安危的初衷，张国焘提出南下方针转中央电，令人为之动容：“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更是催人泪下：“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①〔美国〕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6 月。

　　②《蒋介石据报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令饬改变军纪电》，《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 年11 月。

　　③《四川省府为红军尚无骚扰惟民团蹂躏不堪转访查禁训令》，《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陕西部分），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 年11 月。

　　④〔美国〕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6 月。

　　⑤〔美国〕埃德加. 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6 月。

　　团结友爱、同心共济是长征进行曲的主旋律，在供给保障极度困难的非常时期，愈发凸显出红军相忍为党的不拔之志、舍己为人的手足之情。1935 年6 月初，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从天全经芦山、宝兴，北上懋功、理番与红四方面军“抱团取暖”。这条路线长约千里，沿途人烟稀少、物产不丰，而且横亘着几座人称“生命禁区”的大雪山。中央纵队在天全通过购买、缴获，筹得了一些粗麻布和棉花，“这样每人至少可以做一件背心。这对抵御大雪山上的严寒差得很远”①。在宝兴住一星期，“几乎一点粮也没有搞到，连续几天吃‘清汤’稀饭”②。在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时，当地村民所能给予他们的最大帮助，就是“每个人提供一根拐棍，以借力爬山”③。为此，中革军委指示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毛泽东以身作则，坚持不坐担架不骑马，但他拄着拐棍爬过夹金山顶，下山时突然头晕跌倒。兴国籍运输员邱长胜变戏法似的，从挑担里提出了一只火笼和一壶热茶，毛泽东喝了热茶缓过劲来，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都是苏区伟大人民的儿子。”红军队伍中，运输员和炊事员是公认的“苦差事”，红三军团有个运输员从中央苏区一路走来，终究没能熬过雪山这一关，供给部长周玉成含泪接过了他的重担。该军团某连履险蹈危千百回，从未因饥饿而减员，却在雪山上累死了2个忙着照顾战友的炊事员。

　　红四方面军那边也在积极策应，不仅派出了一个战斗团前往夹金山北麓的达维镇迎接，还从各机关抽调人员组建了一个迎接中央红军筹粮工作队。6月18 日，红军两大主力在懋功两河口第一次实际会合，双方倾其所有互赠礼物，其盛况正如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所报道：“这是阶级友爱的热忱，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两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暂住休整，为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作好物质准备。中革军委恢复了总供给部，实行生活物资统一筹办、定量配给制度，并在毛儿盖和芦花各设一筹粮委员会。全军上下总动员，展开了一场突击筹粮、节食竞赛运动。年近花甲的林伯渠身兼总供给部长之重任，“筹粮与分粮，到极紧张时”④。8 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分别从马塘、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平行进入了传说中的“死亡陷阱”松潘大草原，行不数日，人均所带不多的干粮即已吃完。红三军团某连历经雪山大难不死的7 个炊事员，轮流背着一口无米入炊的大铜锅，相继牺牲在茫茫沼泽地深处，大铜锅最后落到了司务长谢芳词的背上。军团长彭德怀忍痛割爱杀掉坐骑，自己却拒绝吃肉汤。朱德总司令带头“尝百草”，组织战士挖野菜、剥树皮、煮皮革充饥，后续部队甚至捡吃别人粪便中未经消化的麦粒。正是靠着这种人类最高尚的自救行动、动物最原始的求生方式，红军核心才得以“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三大主力才得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最终实现了陕北会师。长征，以及供给保障对于长征的伟大意义，无论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从“反面教员”的言论中更可得到反证。如蒋介石尾随着红军的行踪，向黔军将领大行“激将法”：“我们以这许多的兵力，一切的人民都可为我们所用；一切的物资，都可由我们掌握……我们如果还不能将他消灭，那还能做人吗？！”⑤向川军将领面授“攻心术”：“如果真得兵心，他忍饥受冻也还是跟着你；而且愈到危险困难的时候，愈是跟得紧！”⑥他还对所谓的“追剿军”猛灌“迷魂汤”：“像这样不怕劳苦，不避艰险，驰驱于边荒的地域，作万余里长征，自中国有史以来，你们要算是第一次。”⑦其情不可谓不真，其意不可谓不切，但在长征以红军胜利和国民党军失败而告终的事实面前，这一切都成了自取其辱的废话、呓语……（王卫斌 作者单位：瑞金市文学院）

　　①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 年1 月。

　　②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 年1 月。

　　③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 年1 月。

　　④ 林伯渠：《林伯渠长征日记》，1935 年7 月31 日。

　　⑤ 蒋介石：《在贵州绥靖公署对黔军各高级将领的讲话》，1935 年4 月10 日。

　　⑥ 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对川军各高级将领的讲话》，1935 年6 月5 日。

　　⑦ 蒋介石：《对追剿军第二路军连长以上官长的讲话》，1935 年7 月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