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珲镇,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地,该条约使中国失去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今年1月7日,我再次去黑河,尽管时间短暂,但是日程安排中第一件事就是前往瑷珲。

　　我从长春出发,经齐齐哈尔,横穿嫩江平原,向着黑河疾驰而来。在通过一个立交桥时,桥梁上巨大的横幅映入眼帘——瑷珲,清始祖发祥地。车里的人一阵兴奋,马上到目的地了。大概十五点左右到达瑷珲镇。我们先是穿大街走小巷来了一次“走马观花”,然后赶往最想去的地方——历史陈列馆。从陈列馆出来,我们又不约而同地走上江堤,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节,黑龙江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奔涌喧哗,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的严严实实。今天好像老天爷眷顾我,特意推迟了日落的时间。然而凛冽的寒风却不客气,一会儿就吹得我直打冷战,我并没有马上打道回府,主要是想冷却一下愤怒燃烧的激情,让它凝固于心坎上,融解于血液中。

　　虽然在瑷珲只有几个小时,但印象别有一番深刻。

　　印象之一,名字由来蕴藏故事。当我们在“瑷珲历史陈列馆”台阶上拍摄中国式的留念照时,我随口问了一句:为什么叫瑷珲这样有魅力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员听出我话里有话,便停下脚步,手指黑龙江东岸,绘声绘色地介绍起瑷珲的由来。最早的瑷珲城不在这里,是在黑龙江东岸的俄罗斯境内结雅河畔,就是《鹿鼎记》中所说的精奇里江,因为江水为黄色,所以叫黄色的河,满语、鄂温克语称黄色为精奇里。这条河是黑龙江支流,在瑷珲东北侧与黑龙江汇合。老瑷珲城遗址就在交汇处上游,即今天的俄罗斯境内维笑勒伊村(意译为快乐村)一带,距黑龙江边30公里。据考证,该城建于大明王朝,当时永乐皇帝为适应对元朝残余势力斗争和加强黑龙江以北管控的需要,从战略考虑建起了个瑷珲城。瑷珲的名字源于附近的瑷珲河。瑷珲为达斡尔语音译,翻译成汉语,就是“可畏”的意思,也有译成黑龙江城的意思。到了清朝,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进行了扩建,瑷珲成为黑龙江将军府所在地,第一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驻扎在此。后来,萨布素以地处江东,隔江与内地往来不便为由,请示清政府将黑龙江将军驻地瑷珲城由江左岸迁往江右岸,1685年,清政府竟然还同意他的报告。在今天的瑷珲城的位置,重新建筑城寨,名字仍为瑷珲。新中国成立后,关于瑷珲的名字也是一波三折,1956年12月11日,国务院批准,为更改生僻字地名,将瑷珲县改为爱辉县。2015年5月,黑龙江省政府又批准将爱辉镇名称用字恢复为瑷珲。我觉得,这种反尔初尔的做法,反映了对历史特别是屈辱历史的态度,好在又觉醒过来了,重新纠正了忘却历史的错误。

　　印象之二,迁城过江战略错误。在参观过程中,我和其他同志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萨布素为何主张迁移城池。我曾阅读过一些萨布素的资料,应该说,他是抗击沙俄入侵的一代骁勇名将。黑龙江省宁安县为纪念他,专门修建了纪念广场,黑河市火车站前有一尊巨大雕像,就是萨布素。这位镶黄旗的后人,1685年4月,1686年7月他先后率领2000、3000名清军,翻山越岭700多公里,组织指挥了著名的雅克萨战役,取得了中国人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他还作为东北路军的总指挥,参加了剿灭准噶尔丹的战役。不仅如此,他在任黑龙江将军时,带领将士们驱逐沙俄、保家卫国、发展生产、建学兴教,深得民心,为促进黑龙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和边疆安定做出重要贡献。1689年,康熙帝东巡吉林之时,赐萨布素白金彩缎,并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授任以来,为国效力,训练士卒,平定鄂(俄)罗斯,勤劳可嘉。”像这样一位著名人物,难道只是因为大江阻隔、往来不便就轻易地将战略重镇老瑷珲废弃,而迁到黑龙江南侧?我认为,之所以出现瑷珲南迁这样战略性错误,一方面说明了萨素布等清朝官员没有脱离传统式政绩观束缚,缺少为国开疆扩土的志向。另一方面反映了年轻的康熙王朝一种政治状态,昭示着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为100年后埋下了历史性的祸根。

　　印象之三,当年“省会”风采消失。在大清时期,这里曾是黑龙江将军府和黑龙江副都统府所在地,后来又在这里设置瑷珲兵备道和瑷珲直隶厅。也就是说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内外以及远东部分地区都曾经归这里管辖。陈列馆中有一个按俄国人拍的照片复原的瑷珲老城沙盘,我走到近前,立刻感受到了当年的气派和规模。瑷珲城有内、外城之分,东南西北各有城门一座,南门外建一城隍庙,城东侧建有魁星楼,为全城最高建筑,城内十字街中间建起钟楼一座,城内除衙署公所、学堂、商业区外,还建有城隍庙、龙王庙、真武庙、关帝庙、大佛寺。其余均为居民住宅。参观中我看俄国人马克的《黑龙江游记》译文影印件,文章中对城外大街有过这样的生动描述:我们走出要塞大门后,一条相当长而又宽阔的大街立刻展现在眼前,这条街与河岸平行延伸着,两侧还有很多小巷胡同,以及一些街道,几乎每栋房子临街的一面都是店铺,每个店铺都写有花花绿绿的汉文和满文招牌,而在木杆上还飘扬着用纸剪成的各种各样的图形,三角旗和龙,所有这些,都使市街显得十分奇特。从他的讲述中不难看出当年的繁华。现在这里与想象的差距很大,走进镇里,感觉就是普通小镇子,农村式的镇子,放眼望去都是一般平房,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有点年代的建筑,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商业街,当年“省会”的雄姿已荡然无存。我感到遗憾的,不是瑷珲不像古城,而是瑷珲作为难得的爱国教育之地,各级党委政府在古城遗址建设、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上与国人期望、形势需要还不适应。

　　印象之四,不卖俄货彰显个性。我曾听说过,瑷珲不让俄罗斯人进入。当时对这种传说是真是假并没有在意,这次来瑷珲却发现了另外一种现象,也许验证了传说真实性。瑷珲在黑龙江畔,与俄罗斯的布拉维申斯克(海兰泡)隔江相望,也算一个旅游景点,但是,我在大街小巷穿行,却没有发现卖俄罗斯商品的店铺。只要售卖就挣钱,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在其他旅游景点只有能挣到钱,无论什么都叫卖出售。瑷珲人难道不通晓挣钱之道?难道不知道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财致富?本来想作为一个问题问问接待的同志,但参观完历史陈列馆后,已经没有这种心情了。我想,瑷珲人不让俄国人进入瑷珲,不卖俄国货,听起来好像令人不可思议,给人不够包容大度,或没有商业头脑之感。其实不然,在当今歪曲、虚化、戏说历史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情况下,他们可贵之处在于,用简单、朴实、古老的方式,让俄国三次血洗瑷珲的家仇国恨变成无法改变的遗传基因,世代精血传承。这充分展示了瑷珲人的血性、人性、品性,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反映出中华儿女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和内在气质。

　　印象之五,传统文化韵味依存。我来之前,也想象着这个饱经沧桑的边陲小镇是什么样子。来到以后才发现,尽管瑷珲古城消失,但古韵民风还是比较浓厚的,这一点是东北其他小镇无法比拟的。我在历史陈列馆看到两张俄国人拍摄的照片,一张是被俄军血洗烧掉前的,无论是建筑,还是街景,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大都市”。另一张是烧掉后的,到处是残墙碎瓦,一片狼藉。然而,150多年后,这里依然保持着浓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标志是所有房子有别于周边其他乡镇村屯的红砖墙、蓝色铁皮上盖的房子,全镇都是灰砖青瓦,房脊两端高高趐起,房檐门楣都有古老建筑文化元素。如果新建房屋是这样子则是打造旅游胜地所需,关键是我看到了一些年头较久远的“老房子”。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喜欢这样子,祖上传下来的。还有,所有街道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方方正正,规规矩矩,这在东北是少见的。我还发现,瑷珲老松树特别多,这些永远是绿色的松树郁郁苍苍,傲然屹立,给这里增添了不少古老气息。它们不受严寒的侵蚀而消沉,在风雪交加的冬天,不管多么的寒冷刺骨、多大的风吹雪打,永远挺拔如峰,决不低头折节,展现着勃勃生机。我觉得,它们那种坚强无畏、永不屈服的精神,不仅是生命与万物空灵,在更高境界里的默契结合,而且是亡魂与松柏附体,在萧萧寒风里的鲜活显现,以完成祖先委托的“历史使命”。

　　印象之六,弘扬“国耻”责任强烈。我们到达陈列馆已临近馆员下班时间,令人感动的是,工作人员依然热情接待我这个远方来客,馆长说,晚下班没什么,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民族的耻辱历史,弘扬爱国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整个参观中,讲解员都认认真真,没有因为已经下班而草率应付,偷工减料。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在讲到鞑靼海峡以及库页岛曾归吉林将军衙门管辖时,又大篇幅地讲了当时那里的民族情况、资源状况,还特别讲了那里的石油储量是大庆油田的若干倍。她在讲《瑷珲条约》签订过程时,特别告诉我大清军队将领是谁。我明白她的用意,这也许就是瑷珲人的品格吧!

　　印象之七,风铃悦耳刺心惊魂。我在陈列馆正门一下车,风铃声便飞入耳中,让人立刻产生“拂风略过更无痕,悦耳风铃流心中”的感觉。走到院内广场,右侧的铜铃格外引人注目,1858个酷似铜钟的风铃,分别悬挂在五个巨大的框架内,中间一个巨大的铜钟,如同警钟一样。其寓意是1858铜铃代表1858年,5个巨大的框架代表5月。风铃如风中的精灵,不知疲倦的凝歌曼舞、叮当作响,这声音在空旷的黑龙江畔传得很远很远,本来这声音是优雅清脆的,但在我听来,既犹如警钟一样撕心揪肝,警示后人记住,1858年5月28日中俄在瑷珲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失去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又好像当年江东祖辈不死的灵魂,借助风力走近后人,向我们叙述着他们经历的腥风血雨,哭诉着失去江以东家园的沉重心情,叩问着后人,这种任人欺凌、割地求和的奇耻大辱会不会重复发生。

　　印象之八,版图变小谁之罪过。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资料,其中有明朝管辖的东北及远东地区图。大清帝国完整地图。看到了贝加尔湖、外兴岭曾是我们的内湖、内山,看到了俄罗斯鞑靼海峡、库页岛、海参崴曾是吉林将军府管辖区时地图,看到了《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影印件。看到了江东64屯惨案情景再现。看到了沙俄130多名军人从贝加尔湖西侧的伊尔库茨克城出发,长驱直入到黑瞎岛、海参崴、库页岛的远征路线图。看到了数千中国人被数百名俄国人蹂躏赶杀。看到了清朝大臣签署割地条约后还和俄军庆祝,叩拜天恩时卖国贼相。看到了黑龙江守将奕山不听清朝政府的命令,不请示报告,擅自做主与沙俄签订割地条约,事后本该杀头,却仅仅给个处分。看到了条约签订后,俄罗斯将夺走的海兰泡改名为“报喜城”(即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参崴改名“征服东方”(即符拉迪沃斯克),伯力改名为哈巴罗夫,以庆祝又收获1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看到这些倾黑龙江水也洗不尽的耻辱,我胸口犹如炉火中烧一般灼热,周身更如万蚁啃食一般痛痒。同为封建帝国,为什么中俄官员特别是军人的国格、精神、气节、血性等方面差距巨大呢?为什么数千名清军和数千边民打不过一百多人的沙俄远征军?为什么俄国人有强烈士地侵占欲望,而中国人割让土地却不以为然呢?为什么清军将领坐在谈判桌前签订因自己打败仗而割让国土的《条约》后还庆祝呢?我认为,清朝之所以丢失远东大片领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五缺”。一是缺少忧患意识。此时西方国家特别是沙俄都在积极扩张,扩大疆域,而清朝却落后于世界潮流,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实施闭关锁国政策,视各国为蛮夷,夜郎自大,只顾维护自身统治,巩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全然不知沙俄等西方国家早已对清朝虎视眈眈。还有黑龙江边疆的暂时安宁麻痹了思想,对沙俄东扩野心认识不足。二是缺少战略规划。当年康熙皇帝三大战略目标是撤三藩、收复台湾、剿灭噶尔丹,而对东北特别是广袤无垠、资源丰厚的远东地区缺少国家层面战略性规划、长远性军事防御,军队都驻扎在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如果外兴安岭和“外东北”有军队守卫,历史也许不是今天这样。三是缺少担当人才。清朝制约人才发挥作用的因素很多,其中,奉行封建专制主义,万事决于上的执政方式禁锢了官员思想,事事无论对错正误都说“皇上圣明”。还有八股文盛行使官员失去了创造力与积极性,他们只在文字上花心思,空谈上动脑筋,不在实践行动上下功夫。面临西方侵略,官员毫无胆识的表现,以及瑷珲迁移,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有战略眼光、远大志向的官员站出来加以阻拦等事例,足以说明人才匮乏。四是缺少尚武精神。当年大清王朝策马挥刀、舍生忘死、勇夺天下的“八旗精神”,在入主中原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被腐败、腐化、腐朽思想文化侵蚀得荡然无存,无论是高官还是军人怕吃苦怕打仗已成为主流,享乐之风已经盛行。他们害怕战争、害怕为国捐躯,害怕失去个人财富和安逸生活,从闻战则喜转变为谈战色变,平时所做的就是为讨皇帝喜欢,为顶戴花翎,为个人私利,为奢靡享乐,这样的结果怎能不割地赔款。俄军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战斗精神,特别是将军们能做到“自费”组建远征军,他们把为国家民族开疆扩土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责任、一种无法比拟的荣誉。俄罗斯之所以有广袤的土地,不能简单地说是掠夺而来的,而是用那种特有尚武精神获得的。五是缺少民族追求。利益观错位是清朝官员弊病,当时不远万里从欧洲来到中国远东地区侵占领土、掠夺财富的沙俄军人,并不是正规军,而是雇佣来的,实际是穿着军装匪徒,人数也不多。他们面临的困难比清军还要多很多,但他们却能战胜困难,永久驻扎下来,根本还是民族精神,俄罗斯民族精神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好战尚武精神、集体主义至上的价值取向、坚韧不拔和坚贞不屈精神。封疆大吏给沙皇进贡是掠夺来的土地和战败国赔款。清朝官员封建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儒道价值观念也具负面能量,导致了官员们胆小怕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识比较强,而没有俄罗斯官员那种为官一任,扩一方疆土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就拿清朝官员给皇帝进贡来说,多以地方特产,金银财宝和文玩为主,没有用占地扩疆捷报作为礼物送给皇帝的。官员只注重积蓄个人财富,而不关心国家领土疆域。而皇帝存在着“天下人都是朕的子民,天下土地都是朕的皇土”的阿Q心态,只满足于收纳贡品,喊朕万岁,而忽视领土主权,派遣军队,守卫重要领地。清朝与沙俄相比,就在于小义与大义、国利与私利关系出现了错位摆放,导致没有那种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的血性担当,没有那种国土虽大但每一寸土地都有用的民族气节。我这样讲不是在赞美别人,而是客观地反思,这对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将会大有裨益。

　　离开瑷珲时,太阳像个火球一样正在徐徐降落,霞光已把皑皑的白雪、缕缕的炊烟染成血红色。我们的车子沐浴着夕阳快速前行,瑷珲逐渐消退在视线外,然而那随风摇曳的风铃声依然响在耳畔,上下翻腾的思绪也像加速了一样。假如当年瑷珲不迁移,或者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有大清军队驻守,中俄还能签《瑷珲条约》吗?假如没有《瑷珲条约》,中国远东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今天该是什么样呢?

　　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从来,但历史正如习主席说的“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清醒剂”。尽管中国已今非昔比,正在冲刺世界第一,决赛冠军国家,开创中国时代,创造无霸世界。然而,若忽视用瑷珲之耻强化我们的刚性、血性、战斗性,并使之内化为中国精神、中国气质,经济再强大也无济于事。

　　但愿,中国不忘瑷珲。

　　

　　(宋锡贵 作者系空军长春指挥所原副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