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自九日零时起，苏联红军开始向东北日军发动全线进攻。

　　九日中午，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刚从大连乘飞机赶闻长春后，便立即和总参谋长秦彦三郎研究对苏作战问题和对满洲国的措施，实施他们蓄谋已久的方案，决定把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首都迁往山区通化。妄图固守“东边道防线”，作最后的挣扎。

　　同日，山田乙三和秦彦三郎便把上述决定通知了伪满皇帝溥仪。八月十日，由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主持召开了“防卫会议”，会上根据山田乙三的命令，把伪满政府划分为撤退和留守两部分。其中，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为代表的次长们留下收拾残局，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鏡涛、伪民生部大臣金铭世、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交通部大臣谷次宁等协助工作。

　　且不谈准备撤退的那批日伪军政要员，在一片慌乱之中是如何仓惶逃窜的，让我们看一下被遗弃在长春的那些伪满大臣们在末日临头之际，是怎样进行一场乔装打扮、争权夺利的表演?连同从通化逃回长春的那批“随龙”的伪大臣们最后都以什么样的结局而告终?

　　“市民们！日本为什么要宣布休战?……”这是八月十五日晚间，当时以长春市长身份作安民广播讲话的于鏡涛的声音。他在向市民解释时局时竟然用“休战”一词，乃是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的用语抄袭来的。他在讲话中自我标榜，他是如何承蒙各界的推选，要他担任治安维持的总责。接着他又号召市民不要轻举妄动，要安分守己，等待“中央的接收”。最后除了向那些在“地方工作”的人们道辛苫、代表市民向他们致敬意外，特又向在伪境内的日本人作了一番安慰，要他们不要害怕，有于鏡涛在一天，对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定要负责一天。

　　对于鏡涛来说，这次可算得上一次不寻常的广播讲话。他在伪满任职多年，也曾做过数次讲演，但不论哪次讲演，其讲稿照例要受检查的，如在滨江省作的关于防水利民的讲话，也不例外。唯独这次广播讲话打破惯例，没跟着日本人”鸚鵡学舌”．令他受宠若惊的是，当他在发表这篇讲演之前，曾有许多日本次长来求他多多出力把长春维持起来。吉田将军还一再强调他在广播讲话中，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对广播讲话的时间长短，也没有做任何规定，他愿讲多长就讲多长。因此，于鏡涛得意忘形，信口开河，本来按照原稿有五分钟就能念完了，他却用了半个小时大讲他那套“爱国”、“爱民”的陈词滥调，予的这次演讲俨然是以“抗战功臣”的姿态出现的。

　　于鏡涛在一周前还身为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怎么转瞬之间又变成市长了呢?这里自有奥妙。

　　自从得知伪满政府要分成两部分的消息后，他就开始活动。他和张景惠的关系相当好。因此，便以张的名义，通过松本益雄秘书官向关东军交涉，请求派他为长春市长。这一请求得到同意。他认为市长是地方官，无论谁来接收都得利用他，弄好了还可以继续当下去。因此他才去努力争取．并如愿以偿。

　　于当了临时市长之后，即以市长身份向重庆发报，内容是：“长春市一切市政由于鏡涛接收等待中央来”。同时，还将伪满“简任级”、“荐任级”八十多人收罗起来，安置职务，并用金钱进行拉攏，对此，于鏡涛这样自供道：

　　“我接市长后，就把长春市各伪机关一律接收。收容伪官吏八十余人，有已经分配职务的，有的仍支原薪等候任用。把长春市伪警察厅改为公安局，派赵万斌为局长，负维持治安责任，康德新闻社改为东北日报社，派原编辑于莲容为社长。市政府内派崔正儒为财务处长，曹肇元为总务处长，王某为交通处长，其余的也都拟定，尚未发表。并把原来长春市所属各机关也都指定负责人，市政府一切事务由总务：处长曹肇元负责办理。”“当时伪市署存款约有两千万元伪币，我就分给了伪市政府内新派的处长级每人得五、六十万元或二、三十万元不等。我自己拿四百余万元，存在玉茗魁商号，并给伪警卫队团长樵铭远伪币一百万元，伪宪兵总团司令官刘尚华五万元，约他们与我合作，共同维持地方秩序。”

　　八月十九日，苏军部队的先遣人员空降于长春．次日，成立了以賈尔洛夫少将为司令员、黄中校(即周保中）为副司令员的“苏军长春卫戍区司令部”。遂召令市长前往，于鏡涛以市长身份应命会见苏军司令。当下领得协助苏军军事行动、维持市内秩序、便利駐军给养等命令。命令领过，于就在苏军卫戍司令部的领导下，继续做他的临时市长。

　　为密切与苏军的关系，于起用了两名精通俄语的人才一—吴望孙、迟一夫做他的帮手，还曾派专人上哈尔滨聘请俄语人才。他本人也会讲些俄语。这样，于就具备了与苏军打交道的几方面优势。第一，他是临时市长，出头露面少不了他；第二，他自己和身任边人会讲俄国话；第三，他认识苏军卫戍司令部里的一位军官，这位军官曾在哈尔滨过领事，于当时正在那里任警察厅长，故此有些交情。因此，对于鏡涛来讲，只要能把过去的身份和作为隐藏起来，加上这些有利条件，定能获得苏军的信任，最后达到借苏军之力以保“官运亨通”之目的。

　　让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在伪满时期曾出任南京伪大使的吕荣寰。他在“八•一五”前后，虽不如予鏡涛那样显赫，但也并未偃旗息鼓，善罢甘休。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他就首先出头组织了东北维持会。召集了伪大臣荣厚、蔡运升、王荆山等人，在呂荣寰家里开会正式成立，呂自己担任了维持会会长的职务。维持会成立起来之后，就用广播命令各地伪官吏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他当上会长后，便把精力放在与于鏡涛争夺长春市的建筑物和伪满留下的政府经费上了。

　　自苏联红军进駐长春后，呂就忧心忡忡，因他十分惧怕苏军。他过去在东省铁路当督办时，曾和苏联人发生过激烈争吵，他知道苏军这道关是很难过去的。但他过去曾出使过汪伪政府的大使，他一向靠日军撑腰，此时，他唯一的希望是幻想着把日本人作为一根救命稻草，能够抓到手中。

　　八月十八日，一周前随溥仪逃往通化的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洲国重臣们也回到了长春。他们是十七日夜间参加伪满皇帝退位仪式后，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当晚逃离大栗子沟的。他们无暇回味他们的“皇帝”含着眼泪和他们握手告别时的情景，而不顾一切地要赶回长春另寻新主了。

　　据一位伪大臣回忆说，张景惠当伪总理，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主要是因为蒋介石 对他许下过諾言。蒋让他挺住，坚持到最后，到时一定会有办法的，因而张一直盼着这一天，迎接他新的主予。据当事人讲，张在战犯管理所，临死时还一直在駡蒋介石，“让我挺住?挺住!坚持到最后一定会有办法的。我要走，不让我走。我还有些钱，不干了也能生活得不错，何必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被人家駡我汉奸”。不难看出，张景惠从通化逃回长春时仍然野心勃勃，他迫不及待地希望回去立即建立维持会，以待国民党蒋介石的“接收”，实现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关于张景惠在这个期间的活动和心情，溥仪这样写道：

　　“日寇等让张景惠回长春的时候，武部打算和臧式毅乘飞机回长春，张景惠恐怕臧式毅先回去。怕他先成立什么组织，力加阻挠他先回女，同时臧式毅也不愿意乘飞机。因此，武部先回去了。张景惠听说呂荣寰已在长春组织了什么地方维持会，更是着急，等张景惠等到长春之后，登时由张景惠告诉各汉奸们仍然照旧每天上班办事，并成立了地方维持会。张景惠在每天无线电里对外放送，报告地方维持会的人名(这时候于鏡涛自称是春市长)。张景惠对外放送的企图是响应重庆国民党反动政权宋子文的广播，他是令华北各地等待所谓‘央的正式接收’。张景惠当了十四年的汉奸，到了日寇垮台了，他还梦想‘九•一八’当时汉奸们成立伪地方维持会一一政务委员会一一的故伎，还要投机窃去个人地位，还要再投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怀抱，用维持治安的方式，把整个东北再由他的手中交还蔣匪帮，来企图讨好他们，好继续升官发财。”

　　确实，当张景惠从通化一回到长春，听于鏡涛讲呂荣寰已把维持会建立了起来之后，他很恼火．駡道：“我几天不在家，他们都反了!”于是立即召集伪各。部大臣及两名日系官吏，在他的家里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治安维持会的成立会。到会的有开邢主廉、黄寓俊、閻传裁、卢元善、谷次亨、于静远、阮振锋、呂荣寰、于鏡涛及武部六藏、松本益雄等人。会议推出张景惠为会长，呂荣寰、于鏡涛为副会长，刘德全为秘书长，松本益雄等两人为副秘书长。

　　这个新的维持会成立之后，立即通过电台发表了声明，表示要维持地方治安，迎接“中央”前来接收。

　　当苏军进駐长春之时，张亦表示友好，张以为混过苏联人这一关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当时有一家报纸以“张逆景惠如此昏庸”为题，“不知自己妻妾有几，不辨天时是晴是雨”为导语发了一条頗具諷刺意味的报道，全文如下：

　　(合众社重庆二十六日电)行将就木之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老而糊涂，竟莫辨天时之晴雨，于苏联军队进駐长春之日，张氏当率领大批伪官员前往表示欢迎，某苏联官员为欲从此欢迎代表团中获得消息起见，曾以长春境内日军总政及其来踪去迹，质諸张氏，张氏随即答称：“请君原諒，余未有所闻”，此苏联官员在盛怒之下，复询张氏究有妻妾若于，张氏先答以三，复答以二，此苏联军人在忍无可忍之下，乃击桌厉声斥日：“汝可知今日天气之晴雨否?”张氏以手搔头躇踌有顷，乃答曰：“天正晴也”。

　　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那些伪满大臣们无时不在考虑着各自的前程和出路，但无论梦想投靠哪种政治势力，也无论怎样枉费心机地去伪装自己，或登台表演，或隐匿于暗中，都不能改变他们的汉奸身份，而等待他们的只是历史的判决!

　　苏军进城以后，就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摸底和登记。八月二十五、六日(此时间说法不一)，苏军采取行动将汉奸一网打尽。请看毓嶦的一段描述：

　　“有一天，张景惠以下各伪满大臣都接到了苏联卫戍司令部的‘请帖’，请他们赴晚宴。这些人都是官迷心窍，想到这次苏联卫戍司令宴请他们，必是‘共商大计’，说不定还能捞上个原职原官当当。没想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联卫戍司令官说，你们大家知道你们的皇帝在哪里吗?他现在正在苏联，生活得很好。他是非常想念你们的，你们不想见见他吗?这一问，把这些伪满大臣们问得面面相觑，无言可对，好像是在往热昏的脑袋上浇上一大盆凉水。宴会就此结束，各大臣们分别先回‘官邸’。原来有个日本人的住宅叫‘三浦公馆’  (三浦是日本駐长春的宪兵首脑)，便当作了临时俘虏收容所。陆续收齐了，分作两批都送到这里来(指赤塔的一所疗养院一一笔者注)。”

　　据悉，当时被苏军逮捕的伪满大臣有：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宫内府大臣熙洽、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军事部大臣邪士廉、伪外交部大臣阮振铎、伪民生部大臣金名地、伪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前駐南京伪大使呂荣寰、伪兴农部大臣黄富俊、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鏡涛、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伪司令法部大臣閻传裁等人。

　　伪满时期统治东北人民的那些恶贯满盈的日本军政官吏由田乙三、秦彦三郎、古冈安直、桥本虎之助等，也被关在同一个苏联战犯管理所里。如再加上溥仪一伙，真可称谓一个“流浪的满洲帝国”，想来倒也耐人寻味。

　　苏军对战犯准备一网打尽，狡猾的薄云阶知道事情不妙，苏军搜捕时已溜之大吉，那些伪满中央银行副总裁蔡运升，嗅觉灵敏，事前就已逃之夭夭。荣厚则靠侥幸没有入网。

　　溥仪的岳父荣源，在伪满时并没有什么官职，日本人给他安了一个满洲棉花株式会社挂名拿薪不上班的理事，有职无权，不够战犯资格，苏军去抓伪中央银行总裁荣厚，偏巧找错了人。荣源的邻居说，我们这里有个姓荣的，是溥仪的老丈人，苏军也不清楚他是干什么的，反正姓荣，又与溥仪有关系就被俘虏去。还有一位叫刘庆才的人，他是一名伪满警士，担任抄写职务，伪满的抄写员，职名“书记”，苏军听到“书记”的名称，就满以为他是个“大官”，于是也就把他一齐“捎”走了。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也就是这样戏剧性的发展。无论谁侵略、无论谁卖国，最后必定要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作者：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　严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