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 2月23日，中国集邮总公司为了配合“2002-4T《民族乐器—拉弦乐器》”邮票的发行，推出一套编号为“ MC—50”的极限明信片。在该套片“（ 5—10）轧琴”上面，赫然加盖着“吉林延吉”的汉、朝鲜双文字原地邮戳。笔者翻遍集邮报刊上的新邮发行资料，都没有看到为何以“吉林延吉”作为“轧琴”发源地的有关文章。于是查阅了大量有关延边朝鲜族民间乐器的资料，但其中介绍“轧琴”的根本没有，倒是发现有一种叫作“牙筝”的朝鲜族弓拉弦鸣乐器与“轧琴”很相像。经笔者走访数名60岁以上的朝鲜族民间艺人及乐器制造技师，终于弄清“牙筝”这种从19世纪中叶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曾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流行过的民族乐器，就是“2002-4T”邮票中的“轧琴”。
 
　　一、“牙筝”的演变
 
　　“轧筝”，又称“轧琴”，由弹拨乐器筝发展变化而成，形制与筝相似而略小。长方形音箱，面板和底板均用桐木制成，面板中间拱起，略有弧度，近两端处有弦枕，张 7至11条弦不等。

　　关于“轧筝”的最早文字记录见于《旧唐书·音乐志》。上面记载：“轧筝，以竹片润其端而轧之”。这段文字说明了早期“轧筝”以竹片代弓的演奏方式。唐代著名诗人杜牧也有诗云：“好鸟如敲磬，风蝉认轧筝”。可见唐朝时“轧筝”就已经很流行了。
 
　　“轧筝”在唐朝流行的时期，正是古朝鲜灭亡，高句丽（公元前37年 -公元 668年）、百济（公元18年 -660年）和新罗（公元前57年 -公元935年）三国鼎立的时期。这一时期朝鲜民族封建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继承本民族的古老文化传统，并吸收汉、唐的先进文化，以进一步发展民族文化。当时“三国”与唐王朝的文化联系十分密切，唐王朝灿烂的文化浸濡、陶冶着“三国”的贵族和平民。唐朝的音乐就是这一时期传入朝鲜的。据史料记载，新罗文武王四年（公元664年）派星川等28人到唐军驻地府城学习唐朝的音乐。从新罗使用的唐乐三弦、三竹和唐乐宫调、越调、般涉调，以及在新罗故地上挖掘出土的许多唐乐器看，唐朝音乐及乐器已在新罗广为流传。到高丽王朝以后，唐朝音乐传入朝鲜的记录就更为详细了。据李朝《太宗实录》（卷22）载：“前朝（指高丽王朝）光王（指高丽光宗王，公元949-975年），遣使请唐乐器及工人，其孙氏守其业，至忠烈王朝金吕英掌之，忠肃王，其孙得雨掌之。”成书于李朝文宗元年（公元1451年）由郑麟趾等撰写的朝鲜正史《高丽史·乐志》中“唐乐”条载有：“唐乐高丽，二者杂用，故并载其乐器。方响（铁十六）、洞箫（八孔）、笛（八孔）、筚篥（九孔）、琵琶（四弦）、牙筝（七弦）、大筝（十五弦）、杖鼓、教坊鼓、拍（六板）。”公元1494年，朝鲜音乐家所编朝鲜古籍《乐学轨范》“牙筝”条载：“按造牙筝之制，与大筝（十五弦）同，但体羌小，弦七耳。第一弦稍大，至第七弦渐次而细，用黜檀花木（刮青皮），涂松脂轧之。”这里所记载的“牙筝”与我国唐朝的“轧筝”完全相同，而且“牙筝”的朝文名字发音与“轧筝”基本上是一样的。由此可见“牙筝”是朝鲜民族根据我国古老的民族弓拉弦鸣乐器“轧筝”创制出来的。
 
　　“牙筝”在朝鲜使用得很广泛，据《宋史·高丽传》记载：“乐声甚下，天金石之音，现赐乐，乃分为左、右二部：左同唐乐，中国之音也；右日乡乐，其故习也。”这里所提到的“唐乐”和“乡乐”，是当时流行于朝鲜宫廷内的两种音乐。“牙筝”早期只用于“唐乐”部，到了15世纪中叶的李王朝文宗时，才开始用于“乡乐”中。至此，“牙筝”的调律方法就有了“唐乐调”和“乡乐调”之分。在当时的朝鲜宫廷乐队中，“牙筝”不仅参加合奏，而且可以用来演奏散调（即器乐独奏），在某些典礼、仪式中，“牙筝”往往领奏乐队的高音部分。它的表现方法非常丰富，既可以用木棍在弦上摩擦发音，又可以用手指拨弦发音，甚至还可以用木棍敲击琴弦来演奏。这些独特的表现方法，最善于表达朝鲜民族柔和的情感，因而深得宫廷贵族们的赞赏。后来，“牙筝”由宫廷流入到民间，主要用来演奏一些朝鲜的古典乐曲或民间曲牌。再后来，“牙筝”随着朝鲜历史的变迁，分成了三个流行区域，一是韩国，二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是中国的东北三省朝鲜族聚居的地方，尤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最为盛行。
 
　　二、牙筝在延边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战乱、饥荒、封建暴政、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朝鲜等多种原因，大批的朝鲜人陆续越境迁入中国的延边地区定居下来，渐渐地分化成中国的又一个民族共同体———朝鲜族。因为中国朝鲜族和朝鲜人民是因迁徙关系而分别属于两个国家的同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仍旧保持着共性，所以他们在迁徙过程中很自然地将朝鲜的音乐及乐器传承过来。“牙筝”就是在那时由朝鲜又回到了它的发源地中国，在朝鲜族聚居的延边地区安了家。
 
　　延边解放前，由于日本统治者采取“民族同化“政策，不允许朝鲜人有自己的文化，朝鲜族的乐器更是在严禁之列，因此“牙筝”只能在民间偷偷摸摸地使用。延边解放后，“牙筝”才在延边的专业文艺团体中有了正式的位置。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延边的文艺界开展了“朝鲜族音乐民族化”运动，有很多演奏西洋乐器的朝鲜族演奏员改行演奏起民族乐器。当时，是朝鲜族音乐在延边的鼎盛时期，在音乐会上，经常能听到“牙筝”的演奏。延边艺术学校学习大提琴的学生也兼学演奏“牙筝“的课程。就连延吉市民族乐器厂，也平均每月生产十多台牙筝供给州内和外地的朝鲜族艺术团体及艺术院校使用。现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中国乐器博物馆的藏品中，就有一件形制古朴的传统“牙筝”，是20世纪50年代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购入的。这台“牙筝”选料考究、工艺细致，已被载入《中国乐器图鉴》大型画册中。
 
　　由于近20年的断档，能够演奏“牙筝”的老艺人和会制作“牙筝”的老工匠大都辞世，在缺乏传、帮、带的情况下，就造成了目前这种（东疆遗韵）60岁以下的延边人不知“牙筝”为何物的现状。据笔者调查，延边的文艺团体中目前仅有两台“牙筝”，一台在延边歌舞团。这台“牙筝”仅仅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演出舞剧《春香传》时用过 (因没有专门的演奏员，是由大提琴手兼任的 )，现在早已经被忘却在库房里无人问津了。另一台“牙筝”是1995年韩国国立古乐团赠送给延吉市朝鲜族艺术团的。因无人会演奏，现今也在库房闲置着。
 
　　“牙筝”这个曾经在朝鲜民族音乐历史进程中辉煌过的拉弦乐器，虽然现在已经渐渐地淡出了延边的音乐生活。但它对汉唐文化与朝鲜族文化相融合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方志编委会　李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