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为放、姜雅迪：东北旧方志中所载黄龙府谬误辨析
——以《开原县志》《吉林通志》《奉天通志》为中心
黄龙府作为东北历史上的重镇之一，其沿革及位置等问题是研究的焦点。金毓黻①、谭其骧②、张修桂、赖青寿③、宁梦辰④等学者均对黄龙府进行了研究，并从各自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他们均不同程度受到东北方志中错误记载的影响。本文以东北方志中最具代表性的《开原县志》《吉林通志》《奉天通志》为中心，探讨黄龙府记载的相关问题，并寻找错误的来源。
一、黄龙府得名、历史沿革的错误在以康熙十七版《开原县志》、长顺修《吉林通志》及金毓黻等修《奉天通志》为代表的东北方志中，对黄龙府的记述可能存在错误，因而需逐条考察。
（一）黄龙府得名及历史沿革的错误学界以往以东北方志中对黄龙府的记述来研究其相关问题，现整理如下。
清康熙十七年版《开原县志》：“按古志周时为肃慎氏地，秦因之，汉属扶馀国，晋隋因之。唐时渤海大氏取扶馀地，改为扶馀府。辽时属龙州黄龙府，辽太祖征渤海还，至此，黄龙见，故名。隶于东京。……昔人以黄龙名开原者，盖开原老城北三里有山，一带纤眠绵远，委蛇起伏，东连巨巅，西抵辽河，俨如卧龙之状。”“此小山皆由黄土形成，故名‘黄龙冈’”。⑤《吉林通志》：“黄龙府本渤海扶馀府，与通州为渤海扶馀城者，似属一处。但通州所属有扶馀等县，乃扶馀府旧县……以史文测之，盖太祖既破龙州，迁其民于扶馀府东北境，亦设龙州……故通州先名龙州，又改扶馀府为黄龙府，属龙州。故黄龙府冠以龙州。及迁黄龙府于东北，乃初设龙州之地，故府所属反系龙州旧县，而通州自保宁置于扶馀府旧城，故所属皆扶馀旧县也。”⑥《奉天通志》：“是年（天显元年），以扶馀城为龙州黄龙府。《辽史·本纪》太祖所崩行宫在扶馀城西南，后建升天殿于此，而以扶馀为黄龙府。”⑦可见，方志对黄龙府的记载大致涉及两部分内容，即黄龙府的得名及历史沿革。首先，三个方志都叙述了黄龙府的得名问题。其中《开原县志》和《奉天通志》的叙述较为简略，均认为黄龙府的得名与辽东北旧方志中所载黄龙府谬误辨析——以《开原县志》《吉林通志》《奉天通志》为中心黄为放姜雅迪太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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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 年，1765 页。
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64-108 页。
③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9 页。
④宁梦辰《黄龙府新考——〈静晤室日记〉读后(上)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1 期。
⑤[清]刘超凡撰，周志焕修《开原县志》引自《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06 年，62—65 页。
⑥[清]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11，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191 页。
⑦金毓黻、王树楠、吴廷燮主编《奉天通志》，沈阳古旧书店，1983 年，73 页。
其中前者更为细致的提出辽太祖在征渤海返回的途中，在此地见黄龙而得名，并将黄龙冈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后者则认为得名是因辽太祖在此去世，并建有“升天殿”，因而命名黄龙府，这应是采自《辽史》说法无疑。《吉林通志》对黄龙府的得名有一个相对详细的记载，但并未提及辽太祖见黄龙的传说，而是认为得名是源自太祖迁徙渤海上京龙州的渤海遗民至扶馀府安置。其次，三个方志还都涉及黄龙府的历史沿革问题。诸志都认为黄龙府始自于扶馀府，其中《奉天通志》记载最为简略。《开原县志》对黄龙府的历史沿革的记载较为全面，甚至追溯至周代，但对辽代黄龙府的变化未予记述。《吉林通志》的考证则最为详尽，注意到了黄龙府和通州、龙州在历史沿革上的关系及黄龙府的迁徙过程。认为黄龙府在建立之前，当地是为通州，辽太祖迁徙渤海国原上京龙泉府首州龙州遗民来到通州东北，并沿用原有体制，扶馀府则改为黄龙府，后将黄龙府迁徙至龙州，而通州得以恢复。此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金毓黻、陈述①、谭其骧②、孙文政③等研究东丹南迁及渤海遗民时，均不同程度采用此说。其中以金毓黻最具代表性，“谨按龙州为龙泉府之首州，亦即忽汗城之所在也。辽于扶馀府故地设黄龙府，又名曰龙州……后迁上京居民之一部于黄龙府，虽仍用龙州之故名，实已非其故地，……故辽史虽未明言为龙州，故县亦当如此断定也。”④可见，各方志对黄龙府得名及历史沿革的记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其中存在错误，因而应对其进行分别考察。
（二）黄龙府得名及历史沿革的考证关于黄龙府的得名，学界主要有辽太祖见黄龙传说⑤、开原北部的黄龙冈⑥、渤海龙州之名⑦、建塔压龙脉传说⑧、辽太祖射龙传说⑨等多种说法。要彻底弄清黄龙府的得名，还得从《辽史》本身的记载入手。
根据《辽史》记载，黄龙府原名为扶馀府，辽太祖攻灭渤海后，在回军途中“至此崩”并“有黄龙见”⑩，因而将扶馀府更名为黄龙府。东北各方志即以此为依据，形成了对黄龙府得名的基本认知。但结合学界的相关研究，辽太祖有关黄龙的传说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后人加工后的结果。同样，从太祖去世后的皇位继承及黄龙府的废弃和重置等史实来看，可知黄龙府的得名绝非如此简单，应蕴含了深刻的含义。
太祖去世后，在当地曾爆发“扶馀之变”，这是辽初重大的政治斗争事件，学界探讨较少。“扶馀之变”记载在《辽史》中对太祖的赞语里：“旧史扶馀之变，亦异矣夫？”由于史书未明确记载所谓的“扶馀之变”指的是什么，但结合《辽史》中有关于此的其他记载，则可窥见一二。辽太祖曾“遗诏寅底石守太师、政事令，辅东丹王。……淳钦皇后遣司徒划沙杀于路。”寅底石是太祖的弟弟，是太祖安排辅政耶律倍的几个核心大臣之一，在攻克扶馀城后，太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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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述《辽史补注》，中华书局，2018 年，1630 页。
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150 页。
③孙文政《辽代黄龙府设置沿革考》，《北方文物》，2018 年第4 期。
④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4，《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 年，300 页。
⑤陈相伟《黄龙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长春文物》，1988 年第3 期。
⑥宁梦辰《黄龙府新考——〈静晤室日记〉读后(上)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1 期。
⑦[清]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11，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191 页。
⑧都亚辉《黄龙府的兴衰演变》，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⑨[宋]洪皓《松漠纪闻》续，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36 页。
⑩[元]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 年，470 页。
铁颜颜、黄为放《辽太祖传说研究》，《北方文物》，2012 年第1 期。
[元]脱脱《辽史》卷2《太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 年，24 页。
林鹄《南望》，三联书店，2018 年，54-56 页。
[元]脱脱《辽史》卷2《太祖纪下》，24 页。
[元]脱脱《辽史》卷64《皇子表》，中华书局，1974 年，969 页。
觌烈与寅底石守之”①。而寅底石在扶馀府被害，绝非太祖本意，这可能是“扶馀之变”时发生的事。扶馀府作为辽的回师路线上的重镇，契丹很多大臣都集中在此处，随同太祖一同返回上京。而述律皇后在杀掉寅底石的同时，也陆续杀死了很多大臣，最后“权决军国事。”②而耶律德光也是在此次政变后，才有了取得皇位的基础。史书将这次政变名为“扶馀之变”，并将其与诸弟之乱并列记载，足见此事的重要性，也侧面说明扶馀府在辽初的特殊地位。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其月二十七日，阿保机身死。八月三日，随阿保机灵柩发，离扶馀城。十三日，至乌州。”③可推测发生“扶馀之变”的时间，是在耶律阿保机去世后至离开扶馀城的这几天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之间。此时史书仍称扶馀府，表明在太祖刚去世时，尚无黄龙府之名。
黄龙府的得名，与契丹“龙”的概念相关。有辽一朝，更是将辽太祖与黄帝相联系，而有关龙的诸多传说，则成为这种联系的纽带，其中对扶馀府更名是一项重要内容。关于黄龙府更名的时间，学者在研究东丹南迁时，普遍认为是在天显三年（928 年），随着东丹国大规模迁徙而进行迁移并设置的，如金毓黻④、杨雨舒⑤、杨保隆⑥、蒋金玲⑦等，另有学者研究认为得名是在太宗为辽太祖设置祖州及祖陵的前后，代表为余蔚⑧和孙文政⑨。笔者认为，黄龙府得名的最佳时间应为太宗登基之时，即天显二年（927年）冬十一月，“是日即皇帝位。癸亥，谒太祖庙。丙寅，行柴册礼。”⑩辽太宗在此时更改扶馀府为黄龙府，包含有政治隐喻：一，宣告自己皇位继承的正统性。二，塑造辽太祖射龙及相关一系列关于龙的概念，并为太祖的“梦日受孕”的出生传说、龙化身传说及射龙等传说的产生奠定基础，借以证明契丹整个统治体系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方志中所记载的黄龙府得名不一定准确。
确定了黄龙府的得名，下一步要考证“龙州黄龙府”的由来，这就应从东丹南迁等以后发生的史实中去寻找答案。
《辽史·地理志》中对“龙州”及“通州”的记载如下：“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馀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统州五、县三：黄龙县，本渤海长平县，并富利、佐慕、肃慎置。迁民县，本渤海永宁县，并丰水、扶罗置。永平县，渤海置。”“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馀国王城，渤海号扶馀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统县四：通远县，本渤海扶馀县，并布多县置。安远县，本渤海显义县，并鹊川县置。归仁县，本渤海强帅县，并新安县置。渔谷县，本渤海县。”
从天显三年（928年）十二月到天显六年（931年）四月，辽太宗对东丹国实施了南迁。在南迁完成后，太宗共迁徙渤海遗民在辽东地区设立了二府、二十七州、二十六县及三个府州并称之州。这三个府州并称之州，分别为龙州黄龙府、开州开封府、海州南海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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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脱脱等《辽史》卷75《耶律觌烈传》，中华书局，1974 年，1237 页。
②[元]脱脱《辽史》卷2《太祖纪下》，23 页。
③《册府元龟》，引自[清]厉鹗《辽史拾遗》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 年，17 页。
④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6，363 页。
⑤杨雨舒《东丹南迁刍议》，《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5 期。
⑥杨保隆《辽代渤海人的逃亡与迁徙》，《民族研究》，1990 年第4 期。
⑦蒋金玲《辽代渤海遗民的治理和归属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12 页。
⑧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247 页。
⑨孙文政《辽代黄龙府设置沿革考》，《北方文物》，2018 年第4 期。
⑩[元]脱脱《辽史》卷3《太宗纪上》，28 页。
铁颜颜、黄为放《辽太祖传说研究》，《北方文物》，2012 年第1 期。
[元]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470 页。
[元]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468 页。
黄为放：《10—12 世纪渤海遗民问题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年，61 页。
可见，基于渤海遗民庞大的事实，辽在东丹南迁时在某些重要地区保留了府州并行的体制，实施带有原渤海国特点的管理制度①，用以维护统治。龙州黄龙府作为其中之一，应属于这种情况。可见，府州并行是辽对渤海遗民一个重要的地方统治模式，加之有辽太祖去世、太宗登基的政治隐喻，因而将“龙州”冠于“黄龙府”之前，并将此作为新的统治机构名称。
《辽史·地理志》中黄龙府及通州记载的各县结构复杂，共出现十五个县之多，十分混乱。对这一问题余蔚研读最为详尽，他将辽初黄龙府时期设置的县考证为“扶馀、长平、显义、归仁、渔谷、永平、迁民县”②，但其叙述极其复杂，许多推论猜测成分过大。
笔者认为，黄龙府与通州各属县记载内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均是“本渤海××县，并××置”。可见，这些县均为东丹南迁时期设置，而其变化是由废止时间不同造成的。黄龙府属县是由渤海龙州长平、富利、丰水、永宁等县③的迁徙而来，经过合并后形成。
而通州以下各县则均属于渤海扶馀府扶馀、布多、显义、鹊川、强师、渔谷等④旧县，经过合并而成。同时，黄龙府下属县，均为太祖迁徙而来，在东丹南迁时期太宗合并而设置⑤，而通州属县则是当地扶馀府各县迁徙后所剩余人口，进行合并改组而成，也是在太宗时期完成。所以，初期黄龙府应下属七县，即黄龙、迁民、永平、通远、安远、归仁、渔谷七个县。之后，保宁七年（975年）燕颇发动叛乱，后迁来黄龙府的渤海遗民跟随燕颇反叛。他们本就有较强的反叛意识，最终离开住地跟随燕颇“走保兀惹城”⑥。之后，黄龙府所属的黄龙、迁民和永平三县皆空，辽遂将黄龙府及所属的县废弃，并将当地剩余居民进行重组，成为四个县，同时在通远县建立了通州，管辖所属四县。
在辽后期，为应对东北部生女真的崛起，辽廷于开泰九年（1020 年）恢复了龙州黄龙府的名号，并将其迁徙至通州的东北部地区。此时，黄龙府地位明显提高。《辽史》的“南面大蕃府”⑦有详细的黄龙府职官记载，《契丹国志》称其为六个“大藩府”⑧之一。同时，还设有“黄龙府都部署司”⑨，并置黄龙府军路⑩，以控扼附近的女真等民族。太平二年（1022 年）后，辽圣宗将春捺钵地转移至长春州附近水草丰美之地。而东北混同江流域成为捺钵重要地区，黄龙府担负起扈卫营帐之责，地位进一步上升。可见，黄龙府重置后，其在东部边疆的地位日益提高。
东北方志中对黄龙府的记载存在一些错误，总结来看，大致有几个方面，可画图详示：可见，东北各方志在记述黄龙府的内容时，对其更名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并不了解，未注意黄龙府与辽初政治的关系。同时，对黄龙府历史沿革的考察也不到位，特别是对龙州、黄龙府及通州的关系认识模糊，对辽朝府州并行的概念更是不了解。因此，康熙版《开原县志》、长顺《吉林通志》及《奉天通志》仅简要的啮合史书中有用的部分进行叙述，因此出现了很多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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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高井康典行《東丹国と東京道》，《史滴》（第18 号），1996 年，26—42 页。
②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249 页。
③金毓黻《渤海国志三种》，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442 页。
④金毓黻《渤海国志三种》，456 页。
⑤孙文政《辽代黄龙府设置沿革考》，《北方文物》，2018 年第4 期。
⑥[元]脱脱《辽史》卷8《景宗纪上》，中华书局，1974 年，95 页。
⑦[元]脱脱《辽史》卷48《百官志》，中华书局，1974 年，810 页。
⑧[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208 页。
⑨[元]脱脱《辽史》卷35《兵卫志》，中华书局，1974 年，412 页。
⑩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71 页。
武宏丽《辽朝东南部边疆治理问题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43 页。
东北方志中的错误由见黄龙而判断黄龙府得名对龙州与黄龙府的关系认识不清黄龙府的废置与通州的关系没有府州并行的认知
二、黄龙府位置、迁徙的混乱在以《开原县志》为代表的东北方志中，对黄龙府的位置及迁徙的记述也出现了错误，因此应对其进行专门考察。
（一）黄龙府位置、迁徙的错误记载东北方志中，对黄龙府的位置予以大量记述，并且出现了不同的说法，现对方志中对黄龙府位置的记载予以考察。
清康熙十七年版《开原县志》对黄龙府位置的记载：《古迹志》中“古黄龙府”条记载：“古黄龙府，即扶馀府……开泰中迁其城于东北，领益、威、清、雍安远五州，黄龙、迁民、永平三县……今按其地在今县界内，其五州三县地不可考，然皆黄龙所辖亦今县治所及之地也。”①《吉林通志》对黄龙府位置的记载：“东京道通州，今长春府东北朱家城子境。”“龙州黄龙府，今长春府境。”②《奉天通志》对黄龙府位置的记载：“辽于渤海夫余府之地置黄龙府，后改通州……则为今四面城。”③徐亢宗《奉使行程录》“咸州四十里至肃州，又五十里至同州”。④“许氏行程自南而北，如是则咸州之北又一同州矣……通、同二字韵同音近而致误矣。”⑤“四面城河明时名细河……村为辽金归仁县故址，今遗址犹存。”⑥由表可见，东北方志对黄龙府的位置在不同角度上有不同的叙述。首先，康熙十七年版《开原县志》是开原有史以来第一本地方志，开启了黄龙府位置在开原说的先河，其主要依据的是《元史》《元一统志》等史料。《元史》最早将黄龙府与开原相联系：“乙未岁，立开元、南京二万户府，治黄龙府。至元四年，更辽东路总管府。二十三年，改为开元路。领咸平府……”⑦《元一统志》则进一步叙述黄龙府位于“开元之东北，会宁府之西”⑧。康熙版《开原县志》以此为依据，将黄龙府定位在开原境内，并为之后的志书所承袭。民国十八年版《开原县志》：“（开原）辽属黄龙府，隶东京……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是未迁之黄龙府，系今开原治城。”⑨此外，康熙版《开原县志》认定黄龙府位于本境内的另一个原因是开原北部的黄龙冈，“县北三里，有山一带，……昔人以黄龙名开原者即此”⑩，该山指开原北部的紫霞山。这种说法是将明代的《开原图说》中“开原城……背负层峦，起伏重叠，亦边方形胜之区”的内容，结合金代王寂《辽东行部志》中的相关记载，认定开原故城西部的紫霞山为黄龙冈。这其中存在明显的问题，康熙版《开原县志》在对黄龙府的迁徙和重置情况尚未完全弄清的情况下，就套用了元代史书的记载，而黄龙冈之说更显牵强。这种认知与明代为加强抵御东北蒙古、女真的入侵，刻意强调开原的重要性有关。因此，两种说法都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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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刘超凡撰，周志焕修《开原县志》，引自《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06 年，73 页。
②[清]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11，12 页。
③金毓黻、王树楠、吴廷燮主编《奉天通志》卷54，1148 页。
④金毓黻、王树楠、吴廷燮主编《奉天通志》卷54，1147—1148 页。
⑤金毓黻、王树楠、吴廷燮主编《奉天通志》卷54，1147—1148 页。
⑥金毓黻、王树楠、吴廷燮主编《奉天通志》卷54，1148 页。
⑦[明]宋镰《元史》卷5《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6 年，1399 页。
⑧《元一统志》引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年，119 页。
⑨李毅修，王毓琪纂《开原县志》，引自《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06 年，9 页。
⑩[清]刘超凡撰，周志焕修《开原县志》，引自《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06 年，2463 页。
段木干，《中外地名大辞典》，人文出版社，1981 年，3938 页。
[明]冯援《开原图说》卷1《图考》，国立中央图书馆辑，中正书局重印本，1981 年，6 页。
姜维东、姜雅迪《辽代黄龙府得名详考》，《东北亚研究论丛（长师大）》第五辑，2012 年。
对黄龙府的位置，《奉天通志》也给予了相应的记载，主要是通过通州的位置来推断，认为二者在一地，“辽于渤海夫余府之地置黄龙府，后改通州”①，并认为通州位于今辽宁昌图北四十里的四面城古城，其依据是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中关于从咸州至通州的里程记载。但这种说法有待商榷，首先，《奉使行程录》与《松漠纪闻》《全辽志》等史书中关于东北州城里程的记载相差较大。《全辽志》记载了开原（咸州）东北至信州距离三百一十里路程，《松漠纪闻》记载有三百七十里，二者相差六十里，但《奉使行程录》记载咸州经同州（通州）至信州只有一百二十里的距离，几乎只有上述里程的三分之一，可见《奉使行程录》中的记载不可靠②。其次，《奉天通志》中记载的细河位于归仁县北部，“归仁辽旧隶通州安远军，……北有细河。”③明代毕恭在《辽东志》中记载了细河在开原城北八十里，这与《松漠纪闻》中从“安州南铺”至“咸州南铺”④的里程相合，这表明辽宁昌图四面城古城应为辽代安州⑤，并非通州的所在。
《吉林通志》认为黄龙府位于长春府境内，并提及了黄龙府的得名及历史沿革情况，认为黄龙府得名于太祖迁渤海国上京首州龙州至此的缘故，并且通州之设早于龙州，这种观点得到金毓黻的肯定⑥。
前文已经叙述了黄龙府的历史沿革，而《吉林通志》在未完全弄清事实的情况下，为了自圆其说，主观上断定黄龙府的龙州是由上京龙州迁入的，这导致在判断黄龙府与通州设立的时间上出现失误。因此，《吉林通志》认为黄龙府在长春府境内，通州则在其东北方向是错误的结论。
可见，东北方志中，对黄龙府的位置及迁徙有着不同的判断，其原因是方志对黄龙府在前后期的迁徙并不了解，以至于在考察位置时出现了一些错误。
根据前文考证，黄龙府在历史上经历过废弃和迁徙的过程，而这些方志的关注明显不够。笔者认为，黄龙府在设置之初位于四平一面城⑦，而后期黄龙府的位置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如要弄清楚，就应从其职能入手进行综合研究。
（二）黄龙府的职能及位置考证黄龙府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太祖的去世、太宗的即位都与扶馀府有关，在更名黄龙府后，于保宁七年（975 年）被废，圣宗时再次复置。黄龙府重置的根本原因在于辽的军事需求，此外还有它特定的外交职能，如能将其厘清，则可探究其后期位置所在。
1. 军事职能要考察后期黄龙府的位置，就需参考其军事职能，这主要体现在维护辽东部边疆的稳定及扈卫春捺钵地两个方面。
（1）维护辽东部边疆的稳定辽太祖在攻灭渤海国后，生活在松花江、牡丹江流域到东部滨海地区的女真部落纷纷归附辽朝，但没有著辽籍，故被称为“生女真”。⑧辽太宗时，由于实施了东丹南迁，原以忽汗城为中心的渤海故地出现权力真空，原役属于渤海的靺鞨各部得以乘机南下占据这一地区⑨，形成各部女真。从辽景宗保宁五年（973年）五月至八年（976 年）九月，女真先“驱掠边民牛马”⑩，后“侵贵德州东境”，不断“剽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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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毓黻、王树楠、吴廷燮，《奉天通志》卷54，沈阳古旧书店，1983 年，1148 页。
②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71—82 页。
③[元]脱脱《金史》卷24《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87 年，554 页。
④[宋]洪皓《松漠纪闻》续，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36 页。
⑤姜雅迪《东北方志中“黄龙府”套用现象研究》，长春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22 页。
⑥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4，300 页。
⑦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年，109-110 页。
⑧程妮娜《辽代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2004 年第2 期。
⑨孙进己、张旋如等《女真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年，57—58 页。
⑩[元]脱脱《辽史》卷8《景宗纪上》，中华书局，1974 年，93 页。
[元]脱脱《辽史》卷8《景宗纪上》，94—95 页。
辽的东部边疆。辽圣宗继位后，在进攻高丽的同时，为保证后方稳定，开始对女真进行征伐①，女真各部暂时稳定。
此后辽圣宗开始在东京道地区修建防线。该防线北起黄龙府，南至鸭绿西北峰一线，由“一府、一州、二城、七十堡、八营”②组成，辽在此驻军“二万二千”进行防御③。据考，这条防线以北部黄龙府、东部咸州和南部的保州为基点，在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弧形防线，黄龙府处于防线的最顶端④。这条防线，除防御高丽外，主要针对东北地区的完颜部生女真及王氏高丽控制下的女真各部。在防线建立后，女真明显受到了压制。自圣宗太平六年（1026 年）二月至兴宗重熙九年（1040 年）十一月，黄龙府三次派兵抵御女真，先是“兵马都部署”黄翩⑤“俘获（女真）人、马、牛、豕，不可胜计”⑥。此后，黄龙府两次发“铁骊军”⑦抵御女真入侵。其中在重熙九年（1040 年）十一月，黄龙府协助保州⑧抵御高丽控制下“女直等五国”⑨的入侵，并将其击溃。
保州地区位于弧形防线的最南部，而位于最北部的黄龙府同样派铁骊军前来协助防御，可见黄龙府军事职能之重。
（2）扈卫春捺钵地太平二年（1022 年）后，春捺钵开始转移至长春州附近地区进行⑩，主要在以“鸭子河泺”“鱼儿泺”等为代表的河湖之地进行钩鱼捕鹅的活动，此后长期停驻于这附近地区，并成为辽的政治核心的所在。
而在兴宗和天祚帝时期，春捺钵地逐渐向混同江以东地区转移。这一时期，辽帝在混同江地区进行春捺钵共有24 频次，远远超过在长春州附近其他地区，其中大部分在混同江以东进行。而黄龙府重置后，在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下设有“黄龙府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等职。耶律仙童曾在清宁二年（1056 年）担任“知黄龙府事”，随后“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用以扈卫皇帝射猎。可见，黄龙府此时应该具有了扈卫春捺钵地的职能。
2. 外交职能黄龙府本身具备防御女真的职能，但随着辽与高丽边界的稳定，黄龙府开始肩负其外交的职能，主要是针对高丽。黄龙府所属的益州设有观察使，所肩负的任务在监察、领兵之外，在辽的中后期还要充任邻国使节的接伴使。在辽中后期，辽与高丽已经结成了宗藩关系，高丽要定期向辽朝贡。春捺钵地东移至长春州附近地区后，黄龙府因接近捺钵地而具有了外交使命。益州是黄龙府下属之州，根据高丽史书记载，益州官员在辽后期作为辽使常出访高丽，“文宗仁孝王十九年夏四月，契丹遣……益州管内观察使丁文通，来加册王为守正保义四字功臣。”从辽兴宗重熙二十三年（1054 年）十月至天祚帝乾统八年（1108 年）四月，益州刺史、观察使等前后出访高丽多达十次，时间都在黄龙府重置之后。
与之相关，益州刺史、观察使很可能也会陪同高丽使者来到此处觐见皇帝。此后，春捺钵地长期停留在东北地区，益州官员陪同高丽使臣前来应会逐渐形成惯例，并在辽后期起到了很重要的沟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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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玉环《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 年第4 期。
② [元]脱脱《辽史》卷36《兵志下》，中华书局，1974 年，435 页。
③黄为放《10—12 世纪渤海遗民问题研究》，74 页。
④武宏丽《辽朝东南部边疆治理问题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 年，119 页。
⑤此“兵马都部署”应为“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引自康鹏《辽代五京体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大学，2007 年，57页。
⑥[元]脱脱《辽史》卷17《圣宗纪八》，中华书局，1974 年，199 页。
⑦[元]脱脱《辽史》卷70《属国表》，中华书局，1974 年，1159 页。
⑧孙昊《辽代的辽东边疆经略——以鸭绿江女真为中心的动态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10 年第12 期。
⑨《耶律仁先墓志》转引自王晶辰《辽宁碑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 年，134 页。
⑩武玉环《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北方文物》，2015 年第3 期。
高福顺、梁维《辽代诸帝春捺钵地略考》，《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3 期。
[元]脱脱《辽史》卷95《耶律仙童传》，中华书局，1974 年，1392 页。
杨树藩《辽金地方政治制度之研究》，转引自宋史座谈会《宋史研究集（第十一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379 页。
刘一《辽丽封贡制度研究》，《满族研究》，2012 年第2 期。
《东国通鉴》，转引自[清]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商务印书馆，1936 年，185 页。
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93—94 页。
黄龙府在重设之后的位置，必须要满足其军事和外交职能，那么其地应近混同江以东地区，同时也在春捺钵地即长春州（城四家子古城①）不远处，以承担扈卫皇帝的任务。同时，黄龙府还在便捷的交通要道上，可以顺利抵达东北、东南部边境地区。那么，金毓黻认为今吉林农安是后期黄龙府的推断是正确的，结合今人利用《金史》、完颜娄室墓碑及宋人所记载的里程的考证②，都可判断农安是辽代后期的黄龙府的所在。而东北方志中所说的开原等地并不符合黄龙府职能的所有要求，因此其判断失误。
可见，东北方志由于对黄龙府的得名和历史沿革未能完全弄清，在考察黄龙府位置时，只好主观的套用史书记载，强行将黄龙府定位于本境。而从重置后的黄龙府所具备的军事和外交职能来看，要抵御女真及交通高丽，只有吉林农安的位置能够满足，因而《奉天通志》的结论是正确的。
三、东北方志中黄龙府记载错误的原因东北方志在记述黄龙府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错误，为避免以后再次出现类似错误，应对出现错误的原因进行总结，可将其分为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类。
（一）客观原因1. 东北政区更迭频繁且史书记载缺略历史上，东北地区行政区划更迭频繁，行政建制的废立、移位、更名现象比较多见。以黄龙府为例，最早是为夫余后期王城，后成为高句丽、渤海国的扶馀府，并且在史书还有“扶馀城”之称。至辽代，先为扶馀府，在天显二年末（927 年）至保宁七年（975年），名为龙州黄龙府。废止后，辽在当地的通远县建立了通州，代替黄龙府管理当地，至开泰九年（1020 年），在通州东北重置了龙州黄龙府，并设立了“黄龙府都部署司”③。黄龙府经过一次府废，一次迁徙的过程，中间还有通州的设立，其更迭之频繁可见一斑。
此外，《辽史》本身的记载也有问题。元史官修《辽史》参考了不同的史家著作，其中《本纪》部分是参照耶律俨《实录》，而《传》部分则依据陈大任《辽史》④，即《辽史·地理志》是元史官将《实录》和陈大任《辽史》拼凑而成，而且修著过程比较仓促，“要其乱事堆积，存心敷衍，固为不可掩之事实也”⑤。《辽史》记载了“府废”“迁城于东北”⑥这一基本史实，但对其中一些事关黄龙府重置、通州的位置等细节问题则混为一谈，而对其所属州县的变化只是予以流水线般记述。各方志编纂者在参考史书的同时，对此缺乏系统的考证，也没有更多资料参考，并受水平和时间所限，对一些重要问题以自圆其说为主。比如《吉林通志》对黄龙府的得名简单的依据《辽史·本纪》中的见龙传说而做判断，并将龙州和通州二者出现的先后顺序弄反。《奉天通志》虽然弄清了龙州和通州的先后次序，并且对黄龙府后期的位置考证准确，但对龙州的得名及黄龙府前期的位置考证出现了错误，这也是因对《辽史》理解不透彻出现的结果。
2. 东北方志编纂较晚我国有编纂方志的传统，最早的方志为《三辅黄书》，由南朝梁陈年间人所纂。而方志最多的省份是陕西省，就官修方志而言有三百六十九种⑦，并且自成体系。相比而言，东北地区的方志编纂在时间上明显要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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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毓黻、王树楠、吴延燮《奉天通志》卷72，沈阳古旧书店，1983 年，1601 页。
②姜维东《辽金黄龙府丛考》，90 页。
③[元]脱脱《辽史》卷35《兵卫志中》，中华书局，1974 年，412 页。
④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萃》，中华书局，1987 年，118—122 页。
⑤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萃》，99 页。
⑥[元]脱脱《辽史》卷38《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 年，470 页。
⑦韩爱平《吉林地方志文献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24 页。
可见的最早的东北方志是编纂于元代的《辽阳图志》，内容较简单。而直至明代，中国方志进入全面发展期后，东北才有了真正的地方志，是为《辽东志》与《全辽志》。《开原县志》《吉林通志》是清代方志，《奉天通志》是为民国时期方志，在时间上更晚，主修者多为知县、将军等，学术水平有限①，同时编纂人员过于庞杂，没有一个完整的编纂体制。且方志编纂时间上又很仓促，开始盲目套用史书记载，导致了东北方志的体系性不如关内方志，在记述中出现很多错误。
（二）主观原因1. 盲目套用黄龙府的历史概念，且水平有限这些参与编纂方志的官吏，多忝居主修之名，自康熙十六年至民国时期，东北地区共出现了《铁岭县志》《开原县志》等六部方志，他们的作者有很多都不是学者，康熙十七年《开原县志》由知县刘超凡监修；光绪二十二年《吉林通志》由吉林将军长顺、吉林分巡道呐钦监修；清代官修方志，作者多为俗吏，内容粗略②。就是参加的学者多未编写过方志，对相关的体例和方法也是一知半解。《奉天通志》虽然成书于民国，且有金毓黻等学者担任主要编写，但编者多达十八人③，且编纂方志本身是官员政绩的一部分，因而编者中注定是官员人数多于学者，因而成书导向性很强。这些官吏多数不懂历史，少数人甚至对东北的历史概念都不甚明了。为了提高本地的文化层次，他们强行套用黄龙府的历史概念，将黄龙府定位于本地。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方志中出现了对黄龙府历史的错误套用。
2. 政治目的性过强东北方志的编纂，有很强的目的性，主要体现在弘扬民族精神和抵御外敌入侵两个方面。康熙版《开原县志》的主修人刘超凡在叙例中说：“（本志）虽不足耀蜀锦之彩，即圣天子冠冕万国，襟带山河，抵掌而谈之，亦庶几乎辏轮之辐耳！”④表明《开原县志》的编纂本质上是为了弘扬太平盛世的景象，并增强自豪感。长顺在《吉林通志》的《武备志》中专门保存了大量有关沙俄多次入侵以及后来强行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国土的资料⑤，为揭露沙俄的侵略行径提供了佐证。金毓黻等编纂的《奉天通志》成书二百六十卷，是辽东有志书以来内容最为丰富的史料总汇，该书由张学良亲自担任总裁，正是在他的倡导下，《奉天通志》的编纂才得以顺利实施。
这为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抵御外国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为强调本土的历史地位，在记述时盲目套用史书记载，并对黄龙府的历史沿革和位置等出现了谬误，在客观上造成了负面影响。
综上，《开原县志》《吉林通志》及《奉天通志》中对黄龙府的错误记载主要体现在得名、历史沿革及位置判断上。而认真梳理史籍，并将其历史变迁及职能进行考证，则可以将这些谬误进行纠正。同时，这些错误的出现，与东北政区更迭频繁、方志编纂较晚等客观原因及盲目套用黄龙府历史概念、编纂者水平有限且政治目的过强等主观原因均有关。如要改进方志的编纂，并避免这些错误，应邀请当地专家加入编纂队伍中来。在编纂过程中，编者应在总结旧方志经验的基础上，详细考证当地的历史、地理及人文等方面情况，并秉承兼顾历史、突出方志的地方性与时代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编纂出一部科学、合理的东北地方志，并且避免因盲目套用历史概念而产生谬误。
（黄为放，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姜雅迪，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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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松平，《方志发展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年，109 页。
②来新夏《方志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28 页。
③《奉天通志纂修述略》，转自陈加、郭君、孙仁奎编著《辽宁地方志论略》，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6 年，74 页。
④[清]刘超凡撰，周志焕修《开原县志》引自《中国地方志集成》，凤凰出版社，2006 年，59 页。
⑤《长顺将军与〈吉林通志〉》，转自李天林主编《吉林水师营·中部·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立项项目》，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年，12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