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是舶来品，从宣统元年（1909 年）奉天提学司使卢靖组织编译出版《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算起，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改革开放前，由于年鉴事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年鉴的品种和数量都较少。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国的年鉴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年鉴热”在全国各地升温，但主要表现为数量型的增长，年鉴编纂出版质量不容乐观。进入21 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年鉴在完整性、实用性、时效性、借鉴性等方面的不足日益显现出来。因此，年鉴创新的呼声在年鉴界越来越高。

　　一、年鉴需要创新的原因

　　（一）年鉴创新的合理性

　　年鉴是“截至出版年为止（着重最近一年）的各方面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统计等资料的参考书”^①。

　　说明年鉴是以年为周期编纂的作品，“新”是年鉴最大的特色，年鉴常编常新已成为年鉴界同仁们的共识。但只有不断创新，年鉴才能常编常新。

　　（二）年鉴创新的必要性“我国年鉴大都创办于计划经济时代或是按计划经济模式创办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转型，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年鉴也必须转型，转型的关键是创新。”②改革开放前期，计划经济色彩仍很浓厚，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发展繁荣的年鉴不可避免地使用计划经济的模式和思想来编纂，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市场经济已成为主导，而年鉴却没有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越来越不适应社会需求。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当前，相当部分综合年鉴时代特点不鲜明，地方特色不明显，框架雷同，栏目老化，内容质量、服务功能未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知识含量、信息含量、科技含量普遍低，所反映的多是一般工作类、事务类、社会表层类信息，不能及时把握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科技创新等成果，因而整体实用性、可读性不强，与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飞速发展不相适应。

　　（三）年鉴创新的紧迫性1.谭惠全（广州年鉴社社长）认为，目前影响城市年鉴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很多，但主要的矛盾即形成年鉴创新迫切性的是：社会对城市信息的广泛需求与年鉴反映社会现实功能减弱的矛盾。现有年鉴囿于体制上的局限、采编手段的制约、惯性思维的影响，所能提供的信息资料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才是多年来困扰年鉴可持续发展的“心腹大患”。有针对性地逐步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努力拓展年鉴反映经济社会现实的广度与深度，其余问题就会迎刃而解。③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国力的增强，各行各业都迫切地需要了解世界，“走出去”开始成为国家战略。企业、产品、资本走出去，都需要年鉴跟进。因此，年鉴迫切需要创新，以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

　　2. 国务院办公厅2015 年印发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 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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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 年7 月，926 页② 孙关龙，《创新，21 世纪中国年鉴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年鉴信息与研究》，2001 年第3 期③ 谭惠全，《抓住主要矛，推动城市年鉴创新发展》，《年鉴信息与研究》，2003 年第1 期

划任务，实现省、市、县三级综合年鉴全覆盖。”并且要求，“做到地方综合年鉴由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纲要》的公布实施，为地方综合年鉴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据中国方志网整理的年鉴出版情况统计表，截至2016 年底，我国累计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和专业年鉴3632 种，其中地方综合年鉴2443 种（省级32种，市级341 多种，县级2070 种），约占全国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总数的75%。

　　距离《纲要》要求的时间节点只有三年左右了，要落实文件要求，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二、年鉴创新的基础

　　（一）理论研究20 世纪90 年代以前，我国年鉴理论研究专著几乎为零，90 年代以后，虽然有肖东发撰著的《年鉴学概论》、李今山等编纂的《中国年鉴编纂规范化研究》、许家康等撰著的《年鉴条目及编写研究》等专著相继出版，但依然屈指可数，且研究热点是“年鉴规范化”等实用性问题，研究深度依然不够，理论体系依然没有建立，甚至没有一部比较权威的、公认的理论专著。所以这些年来年鉴界关于年鉴是不是工具书，年鉴是“官书”还是“民书”，年鉴是书还是刊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

　　由于年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且在西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相对来说，我国年鉴发展起步晚，理论研究较为滞后，因此，我们要积极借鉴国外最新的、优秀的研究成果，促进我国年鉴理论的进步和创新。但国外的年鉴大多是知识年鉴、行业年鉴和专业年鉴，其框架设计都是建立在相对科学的知识体系或者学科体系之上的，然而，地方综合年鉴是我国特色产物，与各种知识年鉴、行业年鉴和专业年鉴相比，地方综合年鉴框架从开始就没有一个相应学科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理论体系作为基础，同时，我们对地方综合年鉴框架的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缺乏系统的规范性研究，进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地方综合年鉴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国外没有可资借鉴的东西，那只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年鉴工作者根据我国实际，发展创新理论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年鉴工作的开展和创新。

　　（二）机构建设

　　就机构建设而言，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归属不当，性质、级别和编制不明确等问题。^①有的年鉴工作机构挂靠在同级人民政府办公厅（室），具体工作由办公厅（室）相关领导和文秘人员组织实施。大部分地区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五条关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负责组织编纂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规定，将年鉴工作交由地方志工作机构来组织实施。

　　《纲要》明确规定：“基本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以下简称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逐步形成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任务，‘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以下统称‘一纳入、八到位’）的工作机制。”没有工作机构，谈何年鉴工作开展，更谈何年鉴创新？

　　（三）人才队伍建设

　　“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人才是年鉴编纂的关键。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志鉴工作机构对人才的吸引力普遍不强，年鉴工作者普遍老化，对新理念、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不高，人才断层现象严重。

　　针对年鉴工作机构编制少，人员老化、人才断层现象严重等情况，各级党委、政府应当重视，逐步予以解决。并且，可以通过引用社会人才，建立当地地情专家库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还应该完善管理制度。目前不少年鉴编辑部还存在着人浮于事的现象，根本原因是年鉴编辑部责任不明，奖罚不到位，责任制不到位，考核不严，没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因此要完善岗位质量责任制，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只有有了一支高素质的年鉴编纂、研究队伍，年鉴创新才有了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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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卢万发主编：《中国年鉴学研究》，四川出版集团，2010 年12 月，5 页

　　三、年鉴创新的原则

　　年鉴创新只有根据年鉴事业特性和客观规律，才能找到正确途径。因此，确立年鉴创新原则很重要。

　　（一）准确定位原则

　　上文所述关于年鉴是不是工具书，年鉴是“官书”还是“民书”，年鉴是书还是刊的争论，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已将年鉴定义为年度资料性文献，而不是资料性工具书。文献比工具书的内涵更广。既然国家层面已经对年鉴有了明确的定义，我认为不需要再纠结于年鉴是不是工具书这个问题。《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八条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说明年鉴从性质上来讲是“官书”，但年鉴是为社会现实、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官书”和“民书”不构成对立。至于年鉴是书还是刊，还有待于探究。

　　总之，年鉴工作者编纂年鉴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不断提高年鉴的编纂质量，而年鉴创新是实现这个任务和目标的重要手段。这是对年鉴创新的定位。

　　（二）合理规范原则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年鉴也不例外，年鉴规范化即为年鉴编辑立规矩，构建年鉴质量标准，使编出来的年鉴合乎标准。规范的对象仅仅是年鉴的共性，年鉴的个性是鲜活的、是丰富多彩的，是因地、因人而异的，对年鉴的特色化和个性化应留有充分的空间。规范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认知，不是泥古不变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创新也不能是无米之炊，必须在现有规范的基础上和年鉴编纂总体格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不能丢掉年鉴编纂最基本的规范要求。并且创新能够为规范的完善提供新的依据，使规范更趋完善。年鉴创新与规范化不构成对立，是相互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

　　（三）年度特色原则

　　年鉴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和品牌，而这种特色是长期坚持规范化和不断创新的结果。在年鉴栏目上每个地方要有自己的特色栏目，应根据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设立相应的特色栏目。同样，年鉴在组稿、发行、出版、利用等方面，都可以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坚持最适合本地年鉴的运行方式，通过不断完善，形成自己的运行模式，以利于地方年鉴的健康发展。

　　（四）实事求是原则

　　作为“存史、育人（教化）、资政”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年鉴工作者不能报喜不报忧，而应该把年度内发生的正反两面有价值的客观事物都反映出来，供读者（尤其是后人）去研究。这样年鉴才能客观反映时代与社会真相，成为名副其实的“鉴”。据笔者所知，在这方面，深圳做得较好。

　　（五）自我否定原则

　　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作“路径依赖性”，指人类技术的演进或者经济制度的变迁总是沿着一定轨迹或路径，并且一旦进入这种轨迹或路径，无论优劣，不仅可能产生路径依赖，而且可能会强化这种依赖性。年鉴编纂尤其是年鉴框架设计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且这些年大部分地区还在强化，否则不会有“千鉴一面”和“多年一贯制”的传统格局。所以，年鉴要创新一定要敢于自我否定过去的编纂方式，清空过去取得的工作成就，要有从零开始的心态。

　　四、年鉴创新的方向及其影响

　　（一）方向

　　从20 世纪90 年代处开始，计算机网络技术在我国开始逐渐的普及，现如今，大数据时代早已到来，互联网和大数据处理技术已十分成熟。截至2016年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①过人口半数的网民规模，意味着互联网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紧密相关，说明在信息化的洪流中，越来越多的人被裹挟前行。

　　中国年鉴事业的整体发展方向应该顺应社会信息化趋势实施创新，应该自觉而迅速地走上数字化、网络化的道路，目标是构建大规模的中国年鉴资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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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 年1 月，33 页

　　（二）影响

　　1. 出版前期工作（1）组稿方式。在年鉴的组稿方式方面，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发文、部门送稿的单一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保障了年鉴信息的基本来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会以这种方式为主。但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快速变革和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已经不能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就会导致有很多新资料年鉴部门收集不到，而资料的缺失必然导致年鉴框架和内容的缺失，长此以往，年鉴“存史、育人（教化）、资政”的功能必将大大减弱。

　　如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足以打破这个局限，现如今，网络资讯十分发达，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基本都可以在网上找到踪迹。基于大数据的内容信息的超大量性、组织结构多样性、更加快速的信息资料生成性等特性，年鉴工作者如果利用大数据从网络上采集整理年鉴的编纂资料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俗话说，高手在民间。现在，人人都可以当“导演”“主播”，当然也可以人人都是“编辑”，我们可以将一部分欠缺的内容资料以征稿启事的方式发布在网络平台上面，进行开放式的编辑加工工作。如此，能极大地减少年鉴资料收集的时间并拓宽年鉴资料收集空间范围。

　　（2）与读者的互动交流。由于年鉴工作机构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年鉴工作者与读者缺乏沟通，许多年鉴纲目都是年鉴编辑设置的，未广泛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年鉴出版后的社会反响也不清楚，所编的内容究竟有多少用处，在读者心中的地位怎样，读者最需要了解的是什么，年鉴编辑部心中并没有底。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对年鉴的看法及其利用情况，是检验年鉴工作和年鉴质量的重要标准。

　　在信息化时代，完全有技术条件可以实现在网上征求年鉴编辑修改的意见，可以积极地、充分地和读者互动交流。年鉴工作者要敢于承认错误和不足，请读者指正，以改进年鉴编纂工作。相信随着年鉴的网络化和信息化，年鉴读者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读者数量的增加就意味着读者的行业知识背景种类的增多，对年鉴的内容要求就会变得更加广泛和苛刻，这势必会让年鉴的编辑工作者站在信息社会环境下面去重新革新、策划和增加年鉴的内容，以便达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当然，有些读者可能由于对年鉴的不了解会有一些错误的意见，这时应该向他们解释清楚。

　　2. 出版方式：年鉴传统的出版方式为交由出版社印刷出版，一般一部年鉴几百上千页，特别厚重，不方便携带。并且一部一般定价都数百元，对于社会上普通受众来说价格太高，难以接受。为提升年鉴的社会认知度，有效扩大读者群，在出版纸质年鉴的同时要配套推出年鉴光盘版。光盘版对于纸质版来说，具有体积小，易携带，成本低的优点。湖南省永州市在今年推出了永州市史志办系列电子书籍，将《永州年鉴（2009—2016 年）》等收录其中，永州市史志办主任李俊江曾说，一份将这数十本大部头的书籍全部装入的光盘成本才9 块钱，可以极大地促进志鉴资料在群众中的推广。但是光盘版年鉴还是有着不小的局限，且不易保存，容易损坏。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应该积极利用先进技术建立年鉴全文数据库，推进年鉴信息资源共享，在保持传统纸质版的同时实现数字出版。数字出版的年鉴还可以附录声音影像资料，使年鉴更加生动形象直观。

　　3. 发行工作：大部分年鉴是内部包销和外部市场营销混合的发行营销模式。

　　内部包销是年鉴发行工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形式。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我国的各类年鉴通过内部包销渠道销售出去的数量占到总发行量的60%。由于受到市场经济和网络信息化等大环境的影响，内部包销的比例总体有所下降，而年鉴在外部市场营销上也借助互联网和信息化进行一些创新改变，以提高发行量。比如通过网络销售平台对年鉴进行提前预订或者销售，然后分析网络销售平台上的数据可以发现潜在客户，巩固一致客户，更加精准地进行外部市场营销。

　　数字化和网络化是年鉴在表现方法、载体形式和传播手段上的变革与创新。而随着这些变革与创新，必然会反过来作用于年鉴理论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的创新。届时，年鉴将会迎来全方位的创新，这将进一步提高年鉴质量，扩大年鉴的影响，使年鉴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

　　（作者单位：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