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我国已有2000 多年的历史。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体裁，源远流长，不仅具有“存史、育人、资政”的重要功能，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载体。然而在漫长的修志历史中，‘方志无学’的状况一直延续至近代。“方志学的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仍是地方志事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远远落后于修志实践。”^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将方志学（代码770.7050）作为三级学科列入了一级学科历史学（770）的二级学科专门史（770.70）之下，地位低下，导致学科构建不健全，人才培养后继乏力，方志理论研究难以支撑新时代地方志编纂实践，成为地方志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瓶颈。冀祥德指出，“当前地方志事业进入新时代，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尽快把方志学建成国家一级学科，为地方志转型升级提供更多、更大的理论支撑。”^②时至今日，无论从绵延千年的方志历史，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志界丰厚的理论实践和学术研究成果，还是从新时代对地方志事业新的要求，方志学一级学科建设都迫在眉睫。当代方志人要正确判断方志发展的历史方位，不断增强方志文化自信，努力在建构大方志格局的基础上，把方志学一级学科建设纳入日程，推动方志事业适应新时代，实现科学发展。 

　　一、方志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基础 

　　（一）方志厚重的历史积淀和历史地位是方志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历史基础 

　　1.方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有着十分厚重的历史积淀。从秦汉至民国时期，我国现存旧方志占中国古籍十分之一以上，留下了卷帙浩繁、数量巨大的地方志成果。“中国地方志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数量多著称于世界文化之林。 

　　它自周秦发轫以来，至宋而大体定型，至清而称极盛。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仅自宋至民国保存至今的方志就有8264 种，11 万余卷，近年又时有发现，除山水寺院志外，实际数字已达万种”“上自全国，下至省、府、州、县、乡、村、镇等无不有志，而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又无不入藏。可称地方文献之大宗”^③。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更是打造出数以百亿字计的地方志成果，已出版7000多部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2万多部行业志、部门志、军事志、武警志、专题志、乡镇（街道）志、村（社区）志等，1900 多种，1.5 万多部地方志综合年鉴，1000 多种、7000 多部专业年鉴。大量地情文献，大量的实践成果和厚重的历史积淀，必然催生新的学科体系。 

　　2.方志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历朝历代的君王，都非常重视史志的编修。方志的最主要功用是保存一方文献，为国史取裁，“谱牒散而难稽，传说私而多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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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邱新立在2016 年地方志理论研讨会所作《地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主题报告 

　　② 2017 年10 月29 日冀祥德在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学分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③ 来新夏《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 

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①。自从两汉产生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曾下诏编修志书，并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必须按时编修，及时进呈。自隋唐确立地方志官修制度直至民国，从未中断。梅森在《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立项准入时机成熟》中统计，“2000 多年我国中央政府的修志命令，包括封建社会的35 份诏令，民国政府的11 份训令、概要、办法，新中国上世纪50年代至首轮修志国务院的《通知》中指组的《规定》等8 份文件，共54 份中央修志命令”，足以看出历代统治者对地方志的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地方志发表了批示、讲话或题词，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就曾说过：看地方志“可以较快地了解到一个地方的山川地貌、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谓开卷有益”，任总书记后，曾多次对地方志作出重要的批示和讲话，“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②“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③。 

　　李克强总理曾经三次对地方志工作作出批示，提出了“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地方志在新时期的工作定位和“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的新时期地方志工作者的定位。“所以说方志的国家治理和传承中华文明的独特历史地位是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历史基础。”^④ 

　　（二）新时代地方志事业巨大深刻的变化是方志学成为一级学科的现实要求 

　　1.是地方志转型升级的需要。“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地方志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地方志和以前相比，也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⑤这里提到的“深刻而巨大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地方志转型升级上。李培林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交流会暨2017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树立方志文化自信，提高方志文化自觉，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地方志转型升级”，李培林还精确阐述了地方志全面转型升级的基本内涵。他提出，地方志转型升级，要实现“六个转变”，实现“六化”，与“六化”相适应，地方志事业逐步形成“志、鉴、史、库、馆、网、刊、会、研、用”十业并举的“大方志”新格局。新的时代，新的格局，更为艰巨的使命和担当，为地方志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方志学作为二级学科专门史下的三级学科，与地方志转型升级的要求极不相称，由此导致的问题亦需亟待解决。比如：方志文化自信不够，作为方志人对方志文化没有形成普遍的自信，对方志价值缺乏认同感和自豪感，对方志事业缺乏信心与热爱，对方志文化在文化强国的战略地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缺乏清醒认识或者认识不足，没有形成内在的、强大的、支撑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社会公众亦是没有普遍形成方志文化自觉的心理认同、坚定的信念和正确的文化心态。 

　　方志学社会影响力不大，方志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功用，“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⑥，但方志学的社会影响力却没有达到相应的宽度和深度。“必须承认的是，目前地方志尚未形成普遍的社会意识、家喻户晓的公众意识。”^⑦公众对方志的认识不够，必然影响方志社会功用的充分发挥，必然影响方志资源的深度挖掘和广泛传播，也必然影响方志文化的普遍教化作用。 

　　2.是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的需要。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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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章学诚《复崔荆州书》 

　　② 2014 年2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首都博物馆的讲话 

　　③ 2015 年7 月30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④ 梅森《方志学成为独立学科立项准入时机成熟》《宁夏史志》2010 年第6 期

　　⑤ 走进新时代的地方志——冀祥德做客人民网访谈实录

　　⑥ 章学诚《文史通义》

　　⑦ 冀祥德《论依法治志》，《中国地方志》2016 年第5 期 

重要意义。”源远流长的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瑰宝，在中华文化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地方志薪火相传，客观、系统地记载了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历史进程，凝聚和保存了大量传统文化信息和优秀人物事迹，既是客观的文化载体，又是厚重的历史积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文化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要素和重要基因，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和属性，承载和涵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李铁映同志指出：“志书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刘延东同志也曾经指出“地方志作为全面系统记述经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从历史中知往鉴来，用优秀文化的基因和根脉激发自信、催生动力，是地方志事业的现实责任。”^①《意见》指出：“加强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出版工作”“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为方志学一级学科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支持。因此，加强方志学一级学科建设，推进方志理论进一步发展，是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方志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方志编修实践源远流长，但方志理论在历史上就滞后于实践。关于方志起源，“有的远溯殷商，有的则云晚至宋代”^②，而大多学者普遍共识是“至迟不晚于两汉”^③，从地记、图经到方志，留下了大量丰硕的成果，然而方志理论的发展的步调却远未适应修志实践，虽然早在周王朝便意识到“掌道方志，以诏观事”^④，但对方志的价值功用及修志理论的研究进展却十分缓慢。常璩在《华阳国志》的序志中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道出了封建时代方志传述忠孝节义，维护纲常礼仪，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唐代李吉甫在方志编纂方法上提出如果“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就不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体现了他们重视修志，出发点是为政治服务，也仅针对方志功用和价值上提出观点。宋代随着方志官修私修发达，在方志研究方面发展步伐加快，修志的组织、规模、体例和内容均较前代有很大进步，在研究方志作用和意义的同时，对编纂方面也进行了探索。“至赵宋而体例始备”^⑤，南宋周应合在《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中谈编纂要“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在编修内容和编修思想上主张“削云怪妄、订正事实，崇厚风俗，表彰人才”，北宋中期，朱长文提出：“方志之学，先儒所重，故朱赣风俗之条，顾野王舆地之记，贾耽十道之录，称于前史。”^⑥“从而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第一次笼统提出了‘方志之学’的学术概念”^⑦。 

　　元、明以来学者在各类志书的序跋、凡例中，展开了对方志性质、源流、作用、体例、编纂原则和方法等问题的探讨。元代许有任《大一统志序》中述：修志是为了“垂之万世，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庶，知生长一统之世”，明代嘉靖《曲沃县志》主修者认为一部好志“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还认为“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各代方志理论虽多属片断，不够系统、完整，但对修志实践的发展和方志学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清代方志发展鼎盛，方志理论研究深入。改变以前零散的论述，开始出现专门的方志理论论著，涌现出大批方志理论研究学者。论述的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卫周祚提出“作史有三长：才、学、识；修志有三长：正、虚、公”，方苞：“体例不一，犹农之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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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游贤勇在第七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上的致辞 

　　②《当代志书编纂教程》，第1 页 

　　③ 邱新立，《方志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④《周礼·地官·涌训》 

　　⑤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 

　　⑥《吴郡图经续记》序 

　　⑦ 邱新立，《方志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也”。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开创了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之道，戴震“以山水系辨山脉，以山川形势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尤为系统，《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等论著，形成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①。民国时期，产生了不少研究方志源流、方志体例和编纂方法的论著，“方志理论研究空前活跃，出版了近10 部方志理论专著，发表了百余篇方志论文。”^②民国时期的方志理论研究，是我国方志理论研究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对方志学学科建设的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新方志的大量出版，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化，研究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理论性也更强。 

　　“特别是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出现的约200 种理论专著，这200 种专著都有着自成体系的构架，而且不包括大批的个人论文集，群体论文汇集和志书评论专集，如果把这批专著也计算在内，可能超过1000 种，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独立的中国方学事实上已经客观存在，”^③方志理论研究成果数量之大，论题涉及范围之广、之深，是历代方志理论建设远远不及的。但从横向比较，方志学学科建设体系依然众说纷纭，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因此，一方面纵向的理论发展成果，已经为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厚的理论积累，另一方面从横向看方志理论存在的先天不足的倒逼，都要求我们必须把方志学一级学科建设提上日程。 

　　二、方志学一级学科体系建设 

　　“方志学远不是历史学可以涵盖的，它是集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文学、考古学、民族学与文化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知识为一体的综合学科，方志学应该定位为国家一级学科。”^④方志学目前的学科地位现状已极大制约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这已经成为方志界学者的共识。“加强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是地方志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石。为方志编纂提供理论指导，是方志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在学习借鉴传统的方志理论的同时，要与新方志编纂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应用中建立和完善既能传承传统方志文化的理论精华，又能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新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学科体系。”^⑤ 

　　（一）夯实学科体系建设基础 

　　方志学目前尚属三级学科，要建设一级学科，首要的是要拉开学科框架，夯实二级学科基础。霍宪章提出：应加强对方志学学科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形成方志学学科骨架及学科群，进而建立起系统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因此，要集中精力建设二级学科和有关研究领域，可以先从应用最广泛的形成普遍共识的方志理论学、方志应用学、方志学史出发，成熟一个领域，形成一个领域的二级学科支持，集中精力、各个击破，防止零打碎敲，分散精力。 

　　（二）坚持继承创新发展的理念 

　　任何思想和学科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渊源。首先，要批判继承。“必须以旧有的方志学思想理论作为思想材料和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因而，对旧方志学理论和旧志编纂经验的批判继承就是必须要做的工作。”^⑥古代方志是一份亟待垦辟的文化遗产，脱胎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带着时代与阶级的历史烙印，因此要批判继承。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对待方志遗产，与继承其他优秀遗产一样，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其次，要创新发展。理论的不断创新是学科存在的生命力，不断进步的灵魂和不断发展的动力。方志理论发展轨迹也是如此。一部方志发展史，就是方志理论的创新史。比如指导思想方面，旧志以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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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 

　　② 邱新立，《方志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③ 刘柏修，《方志学建设研究综述》 

　　④ 2016 年10 月25 日冀祥德《在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⑤ 田嘉在中国地方志协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 

　　⑥ 梁滨久，《新方志学理论建设的途径》，《史志文萃》，1992 年第1 期 

和“三纲五常”思想为指导，新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体例方面从赵宋体例始备到清代章学诚主张创“三书”（志、掌故、文征）、立“四体”（按史事性质规划为纪、说、考、传），发展到述、记、志、传、图、表、录七体并存的志书体例。内容方面由以图为主的图经转向以文字记述为主的方志，以地记为主转向综合记述，入志人物以宦绩、烈女、忠义为主转向以劳动模范、革命烈士和各界先进人物为主等。此外，在编纂目的、志书功能、质量标准乃至编纂程序、入志资料、采编手段等都经历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过程。我们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在现代方志学理论中融入新时代元素，让方志理论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指导方志实践，始终成为“方志实践不断前进的动力”，始终成为“解决方志实践过程中出现新问题的智力火炬”，始终成为“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方志实践发展新形势、新任务的真理之眼。”^① 

　　（三）建设开放的学科体系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科学的精神内核，具有时代的理论品格，具有实践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止和孤立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新的回答。方志学科建设也一样，要立足回答现实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建设开放的学科体系，不要指望“一蹴而就”，建设一个永久或长期不变的框架，更不能故步自封，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自得其乐。姜万成对方志学学科体系构建提出三条原则：一是学科体系必须符合学科性质的要求，不能用狭义的方志学取代整个学科体系，二是学科体系应能体现内部联系，三是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必须建立一种开放性的学科体系，使新兴的分支学科能及时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因此，方志学科体系建设要紧跟时代，建构开放的学科体系，能够积极回应新时代新方志面临的新问题，才是有生命力的，能够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方志学科体系。 

　　（四）推进形成学科共识 

　　在拉开和构建学科框架，确定研究方向和内容方面，虽然依然存在零散化、碎片化问题，但从总体发展趋势看，已逐步形成一些主流意见。邱新立在《方志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及对策思考》中梳理了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整体构想，大约有十种，从“两分法”结构到“十分法”“多层法”结构。刘柏修、方志出版社于伟均以文章、授课等形式有过类似的梳理。由此可见，现代方志学的研究在大量修志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研究已由涓涓细流，零散观点逐渐融合，逐渐在一些观点和方法上取得更多共识。笔者认为，关于学科体系建设，是否可以从这些主流意见出发，再进行进一步的论证、研究。刘柏修说：“10 种方志学学科体系构想应择其一而从之”^②。“梳理、规范方志学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不要让其旷日持久地、无休止地纷争下去，造成志坛内耗”^③。我们可以选择形成共识最广泛的学科体系构想，重点研究完善，并在此基础上逐步丰富和发展。 

　　三、方志学科建设措施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主要任务第5条：“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制定方志、年鉴理论和方志学、年鉴学学科建设规划，建立和完善方志、年鉴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力争到2020 年形成较为成熟的方志学和年鉴学学科体系。”明确了方志学科体系建设任务。我们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强化组织推动，整合研究力量，健全人才培育体系，推动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科建设健康发展。 

　　（一）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组织推动 

　　纵观方志理论发展史，从零散体会经验的总结，到学术论文乃至专门论著的涌现，大多体现的是个人的研究成果，鲜有集体组织共同谋划设计研究的系统理论体系。从组织重视程度上看，历代政权大多下诏编修史志，重视编修实践而忽视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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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晨，《传承与创新中国地方志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② 刘柏修，《方志学建设研究综述》 

　　③ 骆伟，《关于地方志定义的再思考》，《中国地方志》，2014 年第9 期 

下鼓励或有组织地开展方志理论研究，任凭方志理论在民间“自由散漫”地生长。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以来，党和国家重视方志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逐步形成重视理论研究的氛围。李铁映在全国第三次工作会议上要求“各个地方的社会科学院也应积极介入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的研究”，陈奎元在为《中国现代方志学》作序时指出：“现在又具备条件可以形成较为完善的方志理论和方志学科的大好时机”，应该“认真组织并支持鼓励全国方志理论工作者，加强理论创新的学科建设”。2012 年12 月，方志学学科建设三年规划研讨会召开，会议认为“从国家层面制定一份中长期规划，全面谋划方志学学科建设的方向与内容，从而规范和引导方志理论研究，更符合方志学学科建设与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明确了“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任务，有力地推动了方志学科建设的发展。我们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发挥组织力量，明确方志学科建设的研究基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与阶段性目标，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规划出时间表，路线图，确保学科建设科学有序推进。 

　　（二）整合研究力量，明确研究任务 

　　建立国家级方志理论专家库，对方志理论专家进行摸底，系统掌握专家资源，广泛吸收方志、哲学、史学、地理学等兼职学者，形成一支坚强有力、拥有各方人才的研究力量，为方志学科建设奠定人才基础。积极整合人才队伍，组织集体研究。对方志性质定义、研究范畴、学科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采用头脑风暴法逐一讨论和梳理。头脑风暴法通过无限制的自由联想和讨论，其目的在于产生新观念或激发创新设想。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集体讨论问题能激发人的热情。人人自由发言、相互影响、相互感染，能形成热潮，突破固有观念的束缚，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能力。集体思想的碰撞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火花，产生1+1 大于2 的聚集作用。这种讨论方法还可以“避免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小块自留地上，产生井底之蛙，鼠目寸光、自我束缚、只在业内循环的现象。”^①要发扬“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摒弃个人英雄，个人荣誉，在某一研究领域迅速形成统一的集体意见，避免更多的“志坛内耗”。 

　　（三）传扬方志文化，吸引和培育方志人才 

　　一是广泛传扬方志文化，提升方志社会地位。 

　　多年来，方志人大多在自己的领域孤芳自赏，缺乏向全社会广泛宣传的意识。尤其是市县两级地方志机构，大多“闷头干活，低调修志”，不能很好地通过网络、媒体宣传条例，宣传地方志工作，导致社会公众对地方志机构的职能、主要工作认识不清，社会认知度严重不足。某地级市分管地方志机构的副市长在同网民在线交流时，有网友向市长提出：“您分管工作中有地方志办公室，这个部门对我们来说很陌生，您能介绍下地方志的主要职能及近年来的主要成就吗？”对这个部门陌生绝不仅仅是个例，如果我们在社会民众中做个调查，能清楚地方志机构职能的公民又会有多少呢？这足以反映我们行业的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社会地位不高，方志文化传播不广，自然也很难吸引到更多有识之士投身到方志事业上来。冀祥德做客人民网，为方志事业做了很好的解读和宣传，引发广泛社会影响。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以市县为基本单元，通过网络，媒体大力宣传方志文化，为提高方志社会地位做出不懈努力。二是丰富培训方式，健全方志人才培育体系。没有方志人才的支撑就没有方志事业的发展，更谈不上方志学科建设，因此，培训方志人才是当务之急。要针对不同的培养人群，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灵活多样的立体培训体系。在培训阵地上，采取高校、社会组织、方志系统等多个层面的培训。尝试同教育部联合成立以培训方志人才为主的方志专业大学，如“北京方志大学”。也可以选择基础条件好的大学建设地方志双一流学科，吸引大学生投身修志事业。在培训时间上，采取全日制，中长期培训，短期集训等；在培训方法上，采取面授、网络授课，微信群研讨、集中交流等方式，密集学习培训研讨，迅速提升方志界理论水平，打造更多的志界精英，只有方志人才辈出的时代才会迎来方志学科建设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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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段炳仁，《地方志是历史文化永续利用的基础性载体》，《中国地方志》，2014 年第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