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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方志哲学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18-07-12 14:29:0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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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方志哲学”这个术语,曾任过西北联合大学教授的唐祖培先生提出过。他所谓“方志三学”中的“方志哲学”,类似于章学诚所说的“义”。1除此,笔者尚未见到过“方志哲学”命题的提出和系统论述。当然,也有零星的涉及方志哲学的研究,如董一博先生提出“方志观”概念,认为方志观“即对方志的总体运动及其规律的概括”。2韩章训先生也研究了方志观,认为,“方志观就是人们的世界观和哲学观在方志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人们对整个方志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3既然方志观是世界观在方志领域的体现,而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学问,那么,方志观就是方志哲学研究的课题。韩章训先生还研究了方志本体与本质的问题,他认为,方志本体既是指方志事物本身,他所指方志是方志事业;而方志本质则是“编纂和接受主体依照特有惯例来交流地情信息(或地情知识)”,4本体和本体论是哲学最广泛、最大的范畴,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同样,方志本体也是方志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但总体而言,还没有产生方志哲学分支学科的意识。

  然而,方志学与哲学的关系,倒是有一些文章。检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的《中国地方志论文论著索引(1913—2007)》中“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一目,有“方志学与历史学”“方志学与地理学”“方志学与地名科学”等11个分目,在“方志学与哲学”分目下有姚行先先生所写、发表在《江西方志》1990年第4期上《方志与哲学》一文。另杨静琦、于希贤编著的《地方志与现代科学》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载杨静琦先生撰写的《方志与哲学》和樊春光先生撰写的《方志与哲学》两文。杨先生主张编修新方志要学习马列主义哲学,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识编纂地方志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努力使志书篇目反映时代、地方特征,更要写好概述、综述与条目,使志书成为有机整体。樊先生则在文中论述总纂工作的基础步骤及总纂过程中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处理好九种关系,如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总概述与各分志的关系、大事记与各分志的关系、人物志与其他分志的关系等。这些论述涉及哲学,是用哲学指导的问题,但还不能说是方志哲学,为什么这么说,下面具体分析。可见,方志界尚未系统开展方志哲学研究。

  究竟应不应该有方志哲学这门分支学科呢?笔者认为是应该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先达先生说:“哲学是一个大学科,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哲学日益分化出许多二级学科,例如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等等,更不用说因为需要而出现的交叉哲学部门,如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环境哲学、生态哲学等等,而且这种新哲学部门的出现是无止境的。可以说,哲学是一棵大树,各种哲学体系、各个哲学分支和新的哲学部门如同挂满树枝的果实。” 5

  新涌现的和旧有的哲学部门还有历史哲学、法律哲学、语言哲学、艺术哲学、社会哲学、工程哲学、人生哲学、价值哲学等等。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9卷本的《爱思维尔科学哲学手册》,分卷中有《心理学与认知科学哲学》《逻辑哲学》《信息哲学》《物理学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技术与工程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数学哲学》。部门哲学的种类简直不胜枚举。

  在哲学大树挂满树枝的果实中,应不应该有方志哲学这一部门哲学果实呢?人民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十一架桥梁和一个核心,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想,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每一个大部门,都对应有一座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对应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文艺理论这十一个科学部门的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人天观、美学、军事哲学、社会论、地理哲学、建筑哲学等十一架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1方志学虽然不是一个大的科学技术部门,但毕竟也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按照钱学森的思路,方志学也应该有一座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方志哲学。

  也许有同仁会说,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修志编鉴、进行方志理论研究、做好其他各项地方志工作,发展地方志事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有一门方志哲学?因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修志编鉴以及做其他地方志工作,与方志哲学虽有密切联系,但还不是一回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方志理论与实践,是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处理地方志书编纂过程中、研究方志理论以及开展其他地方志工作中的问题,像前述杨静琦先生和樊春光先生文章说的问题,这是具体的方志理论与实践问题,仍然是方志学的问题。而方志哲学则是对方志一些根本性、总体性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属于哲学问题,是方志领域里的哲学问题。

  陈先达先生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他说:“哲学问题与实证科学的问题无论就性质和范围说都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的问题是具体的局部的,限于它所研究的专门领域;而哲学问题是抽象的普遍的,它无所不在。如果我们问为什么今年暖冬,原因何在,这属于气象学的问题,可要是我们问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这是因果律问题,属于哲学问题。如果我们问地球如何运动,这属于地球物理学的问题,如果我们问地球是自我运动还是由外力推动,这是属于运动的动力问题,属于哲学问题。如果我们问人为什么会死,这属于医学问题,可如何对待死属于哲学问题。社会为什么会有穷有富,这属于社会学或经济学问题,可穷富是不是命,这属于哲学问题。如果我们问毛泽东有什么功绩,这属于中国革命史问题,如果我们问是不是中国没有毛泽东中国就不会有革命,这属于历史观的问题,是个哲学问题。飞机为什么会飞,这是属于空气动力学的问题,可飞机会飞之理是存在于飞机之外还是存在于飞机制造之中,这是个理在事外还是理在事中的哲学问题。而几乎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具体问题,只要进行穷根究底的深层追问,都会进入哲学领域。”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包括方志问题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解决,但这仍然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只有像陈先生那样进行了穷根究底的深层追问,才是哲学。

  譬如,方志界经常说,方志是地情的载体,那么,什么是地情?是地方上自然与社会发生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吗?还是通过各种文字、实物、和口碑保留下来的地情原始资料?抑或是编纂主体对资料进行考核、择取、加工后形成的地情?这就是方志哲学要研究的内容。

  再如说,地方上实际发生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经过两次转换才成为经过编纂后形成的地情,这时的地情已经不是原初状态的地情了,那么,经过编纂主体转换过后形成的地情,能否完全地反映客观地情?它能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地情?能反映地情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吗?这也都是方志哲学问题。

  其三,方志界经常说,方志具有科学性,那么,它是否也具备人文性?在地方志的编纂过程中,编纂主体是纯客观地记述地情,如余绍宋所说“纯任客观”,还是也融进了编纂主体对地情的感受、理解与评价,以及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这还是方志哲学问题,是编纂主体与地情客体的相互关系问题。

  其四,方志界对方志性质问题进行了大量热烈地研讨,然而对方志本质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的研究却寥寥无几。这可能与本质隐藏较深不易发现有关,正如德国大哲康德所言,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看见本质。笔者曾试说方志的本质,得出方志的本质是“从静态角度撰著的断限内综合地情资料”,与上面韩章训先生所述不同。这也是应深入探讨的方志哲学课题。

  还有,方志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方志哲学与方志学的关系,以及方志哲学学科自身的问题,如其研究对象、性质、内容、范围等等,都是需要研究的。总之,这是有待开拓的一个研究领域。

  笔者只是认为应该有方志哲学,而并没有怎么研究,仅抛砖引玉而已,希望有研究意愿者深入加以研究。(梁滨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