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不断有学者和方志界人士呼吁编纂中国国家志。就方志界而言，笔者所知最早是欧阳发先生主张编修《中华总志》1，邵长兴先生则主张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统志》2，范同寿先生和张乃格先生主张编纂《中华一统志》3，苏长春先生主张编纂《中国一统志》4，2014年11月21日至22日在安徽马鞍山市召开的古代方志名家研讨会上，朱文根先生提出创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志》，与会专家一致附议5。笔者也曾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提出过应编纂中国志的建议，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方志工作简报》2002年第2期上发表。后笔者又陆续写出几篇论述中国国家志编纂的文章6。我思考的主要之点如下。

　　一、 编纂根据

　　一是理论依据。1988年，笔者提出了“志书”与“志学”概念，认为志书是一个统称7，包括省市县三级志书在内的地方志只是志书庞大家族之一支,而从宏观到微观的任何事物，只要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并有记载的必要和条件，都可以编纂志书，非独地方可志，所谓“万物皆可志”。省、市、县、区以及一些专门事物可以写志，国家作为一个实体，当然也可以编纂志书。国情与地情是对应的，国志和方志也是对应的，有地方的志书相应也得有国家一级的志书。

　　二是现实需要。治理地方要了解地情，而地方志是地情的最佳载体，治理地方不能没有地方志。同理，治理国家，也需要了解国情，而国家一级志书是国情的最佳载体，治天下者仅仅以史为鉴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国家志。而地方志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才可说是国情书，它承担不了全面、系统地记载国情的任务。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活动，地方志不能记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各地地方志里只能记与本地方有关的活动，重大国事活动是不能记载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的全国性活动，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性会议，重大外交事务，重大历史事件，国家法律、法规的颁布施行等，各地方志难以记载。还有国家企事业单位，如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响乐团、东方歌舞团、中国京剧团、中央戏剧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体育国家队像中国足球队、中国乒乓球队，中国羽毛球队等等，其活动的详细情况，各地地方志也不能记载，至多是提及。还有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全国性活动，也是各地地方志难以记载的。

　　有的是在较大区域内发生的事情，如2002年12月27日，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该工程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工程，纵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涉及广阔的地域。有关省市的地方志可以记载，但难以全面、系统、完整地加以记述。还有一些全国的情况，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统计数字，可以由各地地方志所记相加而得。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些情况、数字，不能去遍查各地地方志，然后再把这些情况、数字加起来。

　　以上情况说明，我们要全面、系统地了解国情总貌及各个方面的情况，还需要有国家一级的志书——国家志。

　　三是实践基础。国家各部委局许多都认识到了有关各战线、各行业的全国性情况求之于各地地方志而不得，他们对编纂全国性专志及专业史、年鉴、大事记、概览及其他国情书有很高的积极性。如《中国交通志》已经撰成。《中国水文志》《中国烟草通志》《中国民用航空志.总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总志》等也在编纂。此外，还编写了《中国水力发电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中华民族体育五千年》，以及大量的全国性专业年鉴、大事记、各种国情书等。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部委局认识到全国性专志编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全国性专志正是国家志分志的雏形。所以说，国家一级志书的编纂是全国性专志编纂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二、 伟大意义

　　笔者认为，国家志的编纂将是我国自古及今最大规模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21世纪标志性文化巨制，是我国文化建设上的万里长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难与比肩，《当代中国》丛书、《中华文化通志》不能望其项背，《儒藏》《清史》的编纂也不能与之相比。其具体作用是：

　　（一）它是治国大典。国家志提供最全面、最详细的国情调查，内容纵贯五千年，涉及百科各业，资料特别丰富，是最为权威的国情书，足可为科学决策、制订国家发展规划、确定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基础性资料。

　　（二）它是爱国教材。爱国必须知国，爱国而不知国，则感情无所附丽而茫然，爱国缺乏厚重的思想认识基础。知国基础上爱国，则爱得明确，爱得深切。国家志展现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其博大精深的内涵，足可作为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可使广大干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它是资料宝库。《中国通志》贯古通今，横及百科各业，煌煌数百巨册，资料极其丰富，不仅领导可用，各门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都可以从中找到珍贵的研究资料。国史和国情研究，更能受其益。

　　（四）它还可以展示我泱泱大国的形象，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感召力、凝聚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几亿字摆在那里，悠久的历史、壮丽的山河、富饶的物产、勤劳的人民、灿若群星的杰出人物、百业的辉煌成就记在那里，华夏子孙怎能不动容向心？外国友好人士怎能不钦佩华夏文明？

　　（五）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志书编纂史上的伟大创举。可由此形成国家志为龙头、地方志为龙身、各种专志为龙尾的志书系列，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条志书巨龙也将腾飞。1⑧还可以由此开创国家志编纂新事业，除骨干工程即编纂一套综合性的、综合古今的《中国通志》外，各个部门、行业、事业、战线还可编纂专门的志书。此外，还可以编纂大事记、概览、各种年鉴、专史、国情书。还可以从国家角度组织编纂各种系列志书，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系列志书，国家自然保护区系列志书，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系列志书，国家特大型企业系列志书，国家重点科研院所系列志书，中国人物系列志书，还可以从我们中国人的视角编纂世界各国的志书等。

　　三、 编纂时机

　　笔者研究了一统志的编纂时间，都是在立国不久就开始了的。忽必烈诏修一统志是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时距建国20余年。明洪武三年（1370）修成《大明志》，距开国仅3年，其时尚有多处地域尚未入版图。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云、贵、川入版图，于是再修成《寰宇通衢》。其时，岭北的元廷仍与明朝对峙，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清康熙十一年（1673），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奏请纂修《大清一统志》，康熙帝令礼部议奏，旨准。此时距清立国三十几年，距清入关不到20年。我认为国家统一固然是编纂国家志要考虑的因素，但不能拘泥于一定要完全统一之后才去编纂。时近迹真，如果立国太久才去编纂，会给史料征集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甚至造成永久的遗憾。在编纂时机把握上党和国家会有更周全的考虑，但笔者认为，起码可以预作筹备，比如成立编纂筹备机构，进行人才、资料与理论等的准备工作；研究国家志的名称、体例与编写内容和编写方式方法，制定编纂预案；承担国家志编纂任务的部委办局和单位可先行编写资料长编，资料长编编完后可先就清代之前的部分进行编写等。

　　四、编纂条件

　　笔者认为，现在组织编纂《中国通志》，条件是具备的。

　　（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正处在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政治安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我们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

　　（二）中国有集中国力干大事的优良传统。从物质文明上说，搞了万里长城、大运河这样的特大工程；从精神文明上说，也搞了《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建设大工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组织过《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内容涉及全国各省市区、国家各个部门和行业，卷帙在百卷以上。《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号称“三志”）、艺术三大集成、《中华文化通志》等专门的志书也编了不少，也都是数十卷 ，甚至上百卷的大部头。现在正在编纂大型《清史》，汇儒家典籍大全的《儒藏》也在编纂之中。以社会主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发扬中国重视大型文化建设工程的传统，编纂《中国通志》是完全能够成功的。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我国已经在各学科形成了高水平、高素质的专家队伍，完全可以从中遴选出大手笔和杰出的编纂人才。国家各部委局的领导干部和熟悉情况的同志，也完全能承担起编修各个分志的任务。

　　（四）30多年新编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虽然中国国家志是高一层次的志书，地方志的编修经验和理论未必能全用上，也未必都能适合，但各个层次志书的编纂宗旨、原则和方法，总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国家志的编纂可以借鉴地方志的一些理论、编纂经验与方法。

　　（五）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许多国家部委局都有修志积极性，都认识到战线、行业的全国情况不能求之于地方志，因而努力编纂全国性专志及专业史、年鉴、大事记和各类国情书。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部委局会认识到编纂全国性专志的必要性，因而付诸行动。由编纂全国性专志转向国家志分志的编纂既顺理成章，也是轻车熟路之事。

　　（六）首轮新方志和续志的编纂，还有国家各部委局编写的全国性的史志、年鉴、国情类书籍，会给国家志的编纂提供极其丰富的资料。各种全国性的调查、普查等，也足可为《中国通志》所取资。

　　（七）修志的舆论环境已不是30多年前初修方志时人们不知方志为何物、将地方志机构误认是地方病防治机构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许多部委局的领导人，都有在地方上主持过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经历，由地方志而议及国家志，是一点即通的事情。向全国人民宣传编纂国家志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也是很容易说清道理的。

　　五、 取名

　　2002年，我提出中国国家志可取名《中国志》，以后改称《中国通志》。为什么不取“—统志”之名，主要是：

　　（一） 从元到清的一统志，都是断代志，如果还修一统志，很可能会沿袭旧一统志的编纂路子，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记述对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断限依据，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情。这也是一种需要。但是编一部通贯古今的综合性的国家志，对于全面、系统了解和掌握国情更有必要，意义更重大。

　　（二） 一统志是汇编全国各地情况，自下而上编纂的，如清乾隆八年刊印的《大清一统志》，就采取了分省叙次的方法，每省先立统部，冠以图表，有分野、建置沿革、形势、职官、户口、田赋、名宦等门类，皆专载统括一省之事。而府、直隶州各为立表，下系各县。每县所载内容分二十一个类目，有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等。这实际上是省府州县志的浓缩汇编，但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地情的总汇，总汇得再好也难以承担记述国情的任务，我们需要的是独立形态的国家通志。

　　（三） 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统志》，人们会从政治态势和理念出发，认为在中国尚未实现统一之前，不必急于编纂，统一之后再编不迟。而《中国通志》的编纂现在就可以谋划、论证、筹备。(梁滨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