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县志是一项认真严肃的工作，因为它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它要求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不能有半点杜撰。为此，认真寻查资料和走访知情者，先把足够的资料拿到手，是提高县志编写质量的前提。

　　通过搜集大量的书面材料和口碑材料，经过反复的核对和分析研究，以辩别材料的真伪，不断有新的发现，抓住重点深入挖掘，最后整理出各类专题材料，这就是我们资料搜集工作的全过程。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舍得花费一定的时间，付出一定的劳动代价。下的工夫不同，其收获也当然不同，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

　　广泛搜集扩大线索

　　县志是一部县的“百科全书”，涉及面极广。这就需要广泛搜集，不断扩大线索，特别是口碑材料，更需要采访更多的知情者。如伪满时期的资料，我们县一点也没有书面记载，需要口碑，到外地去查。又如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这段历史，由于农安地处敌我双方争夺的“锯口”，战事频繁，变革极大，所保留下来的书面材料很少，大部分要口碑来解决。为了广泛搜集这段时间的资料，我们县在1983年11月间，召开一次农安解放战争史座谈会，请在外地工作的老干部回农安，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来参观访问，同聚一堂来回顾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从各地回农安的老干部共34位，有当时的县委书记、县长和区委书记等。这些老同志不但提供了当时的各方面情况，还对如何写好这段历史，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原长农县委书记董雨航同志，为我们带来了他所藏三十七年的珍贵革命文物，是1946年期间，当时省委、地委领导同志亲笔写给长（春）农（安）县委领导的指示信12件。这些信，使我们对当时党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以及具体斗争部署有了了解，也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老干部提供的线索，我们一方面给较远的老同志发了将近30封信，信中写明我们所要请教的内容。多数老同志都先后回了信，并逐条地都做了答复。最近我们收到一位老干部的复信，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郑本炎同志。他原是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三团的副团长，1946年间，他所率领的部队主要活动在长农地区，并且攻打过长春、农安和伏龙泉等城镇，由这个部队下派十几名干部到长农做地方工作，这些战斗的历史都详细地给我们写来了。一还有原辽北省一军分区司令员钟鸣风同志，去大连疗养，最近到长春，我们县的领导把他请到农安来，为我们讲述了当时一军分区部队在长春、农安间的活动情况和他组织部队攻打农安城的具体经过。这段历史，是我们一直没有采访到什么资料的难点。由于我们前个时候给他去了两次信，他回信叫我们到西安市去见他，这次他到东北，怕我们跑去西安扑空，特从沈阳打来电话，通知我们。

　　往往有些口碑材料，同一事件其说不一；有时好容易找到了人，又没提供出什么材料。遇到这些情况都不应灰心泄气，只要下决心去查寻，终会获得到成果的。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长农县一带流传着不少部队编唱的歌曲和群众传唱的民歌。如《先打哈拉海》、《满洲痛》、《扛活难》、《劳工叹》、《送郎参军》等。我们跑了不少乡，采访了不少人，都是只能唱上几句，搜集不到个完整的民歌。但是我们坚持结合走访其他资料，到处搜集这类民歌，现在《满洲痛》已经搜集到十六段了。《先打哈拉海》是支从部队传到地方的歌，长农一带上了年岁的人都熟悉。原歌题目叫什么，记不清了，我们出外访问，有些老同志，一提到在农安的战斗，就唱起这支歌来，可惜多是两、三句，头尾都忘了。这支歌是当时活动在长农地区的主力部队编的，很有地方性和时代特点，其中提到的三个小镇子名，都是农安县的。这首歌已经搜集到五句了：“……先打哈拉海，后打伏龙泉，三盛玉的胡子全部消灭完，八路军多勇敢……”，我们仍然在继续搜集。

　　我们一方面通过口碑搜集资料，一方面到外地去搜集书面材料。由于各地收获的资料不尽相同，我们先后到长春、吉林、沈阳、大连、哈尔滨和北京等地图书馆、档案馆和大学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并把这几处图书馆做为重点查阅处。县志办有七名离、退休老同志参加县志编写工作，按计划每次外出，集中到一个馆中去先查阅目录，查阅时，按篇目分工包干，同时注意合作，发现有别人需要的目录或资料，保证告知有关人。这样做，以便集中人力，力争把该馆所藏同农安有关的资料查阅到。凡是与农安有关的资料，我们见到什么要什么，说得土一点，叫做“大划拉”，用这种“大划拉”的办法，确实“划拉”了不少有用的资料。为了尽量不漏或少漏掉与农安有关的东西，在查找目录时，面要扩大，凡带有“东北”“满洲”、“东蒙”、“西满”、“京白线”、“农安”字样名头的材料，大部分都经过试调和翻阅了。虽然这种办法很笨，要白花一些气力，但我们还是坚持这种笨办法，耐心地查阅，有的一本书挺厚，也要翻阅到底，因为里面不知什么地方，就会发现提到农安，并且是很有用的资料。我们本着查阅彻底，尽量减少遗漏，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如我们在吉林市图书馆，查阅目录见有《吉林省一中校友会刊》，从题目看，它同农安无关，但我们为了从中寻找有没有农安人，真就见到了两篇写农安的文章：一篇叫《农安的婚礼》一篇叫《农安的靠山屯镇》，两篇材料写得很具体，是两名在吉林一中读书的农安同志写的，很有参考价值。象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样查阅，开始时，图书管理人员不大同意，因为这样调书量太大太频，经过我们向其解释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调书之后，多数图书馆还是支持我们了。如在黑龙江省图书馆，我们八个人，每调一次书，就是几十本，得用小车推，可管理人员十分耐心，尽量协助我们完成了彻底查阅的任务。在这个馆我们复印和摘录了四十多份资料，其中日伪时期的《农安地方财务机关特别事迹调查报告书》，不但记载了农安的财税金融情况，而且还有农安的历史沿革、区划变更、政治、经济等比较详细的记述。又如《吉林省地方财政概要》一书，内容排列着农安县从伪康德元年到伪康德八年的预决算，为编写县志提供了可靠的数字依据。

　　反复核对辩伪求真

　　编写县志很重要的一条是尊重历史，所记史料必须翔实。这就要求编写人员有个求实的精神，绝对不能应付了事，更不能含混糊弄，也不可偏听偏信，搜集到个材料就认定是事实了．这样就会出现错误，甚至歪曲历史。我们县在解放战争期问，我军三出三进农安城，三打伏龙泉，解放军三下江南，都在农安发生过激烈战斗。三下江南战斗，我军在靠山屯先全歼敌正规军一个加强营，后消灭敌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等有名战斗，都是县志中应当详实记载的重大事件。以我军后两次打伏龙泉为例：头几年我们县，通过搞革命文物普查，对三打伏龙泉的战事就已经有了记载材料；伏龙泉烈士塔也有记叙两次战斗的碑文；近年来，县政协文史资料也发表过这个专题；我们在当地又访问了不少人。但是这些资料，碑文和口碑材料，说法各异，特别是连时间和我军是哪个部队都未搞清楚，成了我们编写这段历史的一个难题。我们本着不到黄河不死心，不搞个水落石出不罢休的精神，最后终于找到了线索，我们到了某军司令部，查阅了该军军史，发现了这个部队曾先后打过一次农安城，两次打过伏龙泉，打过一次靠山屯。我们把所录军史中有关在农安地区的战斗资料，同我们过去已经见到过的材料进行认真对照核实，弄清了真伪虚实。又如关于农安古塔的修建年代问题，旧《农安县志》中曾有记载：“吉林旧闻录为辽圣宗时所建。……农安古物调查表塔系金兀术设黄龙府所建。戊已报告书县城西门外有古塔一座世传为辽时所建”。那么塔倒是何时建的呢?为了核对真伪，我们差不多翻遍了辽金的史书，并未见到有只字记载过塔的内容。按着旧志所提线索，我们查阅了《鸡林旧闻录》，此书是民国二年魏声和所著。书中记道：“塔为辽天圣年间所建”。我们查了年代表，辽根本就没有天圣年号，经过反复对照，天圣是宋的年号，宋天圣年间大体正是辽圣宗太平年间。从这儿我们又联想到，辽景宗保宁七年，黄龙府卫将叛，辽将黄龙府南迁至今四平市一面城，一直隔了四十五年之久，到辽圣宗太平年间，辽圣宗为了加强其东北方的统治，又将黄龙府迁回今农安。经研究，我们认为农安塔建于辽圣宗太平年间更为准确（1021年—1030年），因为景宗时把黄龙府迁到今四平市一面城，原来的黄龙府（今农安）已降到一个不重要的地位。所以在黄龙府未迁回今农安这四十五年间的时间里，不会在农安这个地方修建佛塔。待到太平年间，辽将黄龙府迁回今农安后，在扩建它的东北军事重镇的同时，必然兴建一些寺庙和佛塔。确定农安古塔修建于辽圣宗太平年间，正和《鸡林旧闻录》所载相附和。上述所举例证，说明虽然农安塔的修建年代在旧《农安县志》中已有记载，为了核对求实，我们也不肯放过。再如有关辽黄龙府东北军事前哨宾州的记载。宾州是宋、辽、金时期，通往金首都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南的白城）的必经之路。古今的一些著述中说法不一，我们搜集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趋向宾州在今农安县东北靠山屯的红石村。为了求得真实，虽然我们是文物的外行，也到当地去做了考查。现在的红石村东省有个广元店屯，广元店屯东有片农田直到松花江边，当地群众叫它东城子，是一座古城遗址。城东墙下是饮马河伊通河汇合后，两河又入松花江处，江崖是红石，陡立高约三十余米，形势异常险峻。在古城的地面上铺满了砖、瓦，陶磁器残片，据当地群众介绍，从他们的祖先在这里居住时，就从地里往出拣这些砖头瓦块，到现在仍然拣不净。我们从地里拣了不同的残片，到省文物工作队请教，经他们给一一做了鉴定，我们也学到了一些初步的文物知识。省文物工作队的陈相伟同志，在我们之前也曾去广元店进行过考察，同时写了篇《宾州考略》，发表在《吉林博物研究》上。过去对宾州究竟在今何处，因说法不一，拿不准应取哪一家之说，这回经过实地踏察心里才有了底数。

　　抓住重点深入挖掘

　　编写县志要突出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能体现出本县特点的。如我们县的历史沿革，辽金时代是有名的黄龙府，解放前农安县是个鼠疫患区，解放后做到了灭疫拔源，在经济方面，农安的马产自古有名；农安县的小八家子天主教堂，在东北都出名；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农安是长春的北大门，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同时是三下江南作战的战场之一，都是我们应当突出的重点。对于所拟定的重点，要下大力气去广泛搜集资料，并且不断深入挖掘，把重点资料搞得越具体越翔实越好，以突出本县的特点，这样才能提高县志的编写质量。如我们对农安马产这个专题，在搜集书面资料时，有关反映农安马产方面的资料很少，即或有一点也很不具体，我们就把力量放在采访知情者的身上。负责这方面篇目的同志，先后在县内和到吉林九站、长春、公主岭等地，访问了日伪时期曾在农安搞过马产改良的人员，还有当时在伪满马政局工作的技术员。最近由于不断扩大线索，找到了吉林农科院畜牲研究所于庆级研究员。伪满时，他是伪马政局的一个负责技术的科长，曾多次到过农安指导配马。他讲了农安的改良马曾多次在伪满马产展览会上得过奖；指定农安为养马模范县；农安向伪康德皇帝献过御马。他不但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伪满时农安马产和改良的情况，还讲了解放后农安马产的发展。同时把他自己所写的《东北地区马匹改良简史》赠给了我们。这个资料中对农安马产的情况记载很多，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资料。

　　编写县志还要有所新的发现。对有些历史大事要事，虽然旧志中已有记载，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此。如旧志中对清光绪年间，长春府和农安县的十三、十四、十五甲抗租斗争的记载，很不具体。这是当时震动全东北和清廷的大事件，历史上称为“四月惨案”，清兵镇压抗租农民一千七百余人。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访问了很多人，查阅了很多资料，使这一历史事件更加翔实了。还有个例子，我们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满洲帝国博物》一书中，记有农安在伪满时出土一石棺，石棺上刻有墓志铭，藏于奉天(今辽宁)博物馆。至于墓志铭都写了些什么，查阅有关图书没见到有记载。去沈阳特询问辽宁省博物馆的同志，他们说不知道这个文物的去向。今年春天我们在长春市图书馆查阅资料时，有一本研究古瓷器的日文书，书中最后一节，是专记农安出土石棺的，书中记载：康德二年（1935年）五月二十日于吉林省农安县北门外出土一口石棺，石棺中有陪葬的黑釉瓶和素烧瓶等金代文物，又说石棺上刻有墓志铭，文字是汉文。原文是：“大定二十一年十二月三日赵景兴故，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葬灵记”。象这样明显记载着死者故去的年代月日的石棺是罕见的。查阅历史年代表，大定是全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距今已有八百余年了。后来我们又在北京首都图书馆查到线装石印本《满洲金石志》（罗福颐编），共六卷本，在卷三中找到相关记述。

　　综上所述，如果不去深入挖掘资料，就不会有新的发现，丰富新县志的内容。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认真搞好资料的搜集工作，是提高县志编写质量的基础。

　　（撰稿人：农安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