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传在地方志中是一个较难处理的问题，也是一个为人们所关心、重视的问题。立传标准，至今尚未统一。我赞同刘光禄同志关于“县志要着眼于‘县’，人物活动要以在县内有无影响为准”④的观点。收录人物时，选择对象要严肃、谨慎，注意广泛性。不论各行各业和职务高低，均应视其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的大小来决定，使之载入志书之后，“美者留芳干古，丑者遗臭万年”。但对党政军千部的立传则要适当考虑职务级别，即县志应以地、师级以上人物为好。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级别高的对社会贡献大于级别低的，将军的影响大于一个普通士兵。如果对党政军干部不规定一个职务级别标准，就不容易把握“贡献”分寸，会给纂写带来困难。我认为这样做并不违背要“l恨睛向下，本地拔尖”的精神。

　　章学诚关于“史传之作，例取盖棺论三　　 常见人物立传方法有三，一日简历体(亦称顺叙体)；二日悼词体(亦称横述体)；三日自由体(亦称回忆体)。通过实践验证，这三种写法各有利弊，比较而言，自由体较适用于地方志人物传。但在具体作传时，应该根据传主的不同情况，采取因人而异的灵活方法。可用自由体，也可用自由体与简历体或悼词体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纂写。 

　　人物传收录名额不宜按行业平均分配，更忌拼凑人数，应按照立传标准，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多者多收，少者少收。一部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的地方志，其立传人物多为本籍(指出生地)人物、现代人物、正面人物和“小人物”。当然不是说客籍人物、古代人物、反面人物和“大人物”就不能入传，只不过应该是少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按着“新的观点”，应该“人民历史人民写，人民历史写人民”。正面人物和“小人物”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必须多写多树!而现代人物和本籍人物，对突出一部志书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起着绝对作用，亦应以其为主。在纂写客籍的“大人物”时，为忌重复，可以按活动地区立传。如杨靖字是河南省确山县人，主要活动在东北，牺牲在吉林省潆江县(今靖字县)，确山县和靖宇县都可以各有侧重地给以立传。而在纂写客籍的“小人物”时，则无此必要。如全国六届“人大”代表、黑龙江省著名农业劳动模范马庆福同志，1917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肖家窝棚的一个贫农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去了父母，十几岁讨荒到讷河县定居，由于少时家贫如洗以及来到讷河以后再没有回过原籍，呼兰县人民很少知道他是本籍人，所以呼兰修志时不会把马庆福同志收录入传，对这样的人物就没有必要由两个县都去写传。

　　对待古代人物，如果以前已经有志记述，现在又无新的变化时，就没有必要再去一一照抄照转，因为如有需要时可查前志。然而，若发现新的材料，则应按照“三新”原则重新进行纂写。

　　反面人物尽管不易多立传，但“对那些奸宄坏人、血债累累、为人民所痛恨者，也应志其恶迹，以取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所谓著书以述当时之人事，俾使后人有所鉴戒考证。”⑥凡被立传者就必须能从其反面给人以教育，“其恶不足以暴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者不应入传。如果隐恶扬善，只记好人不记坏人，就不能全面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和使其成为“一方之全书”。章学诚说“志传之存褒无贬，本非定例。前代名志亦多褒贬并列”⑦，值得借鉴。在纂写反面人物的事迹时，同样应本着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精神，根据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不搞形而上学和绝对化。

　　四

　　总之，纂写方法不应拟古，要勇于开拓，运用新手段，突出传主的鲜明个性特点，把人物写活，要以人系事、据事直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⑧，不“因人废言”、“因人废史”，采取灵活方法，“抓个性写人物，是既能节省笔墨又能写活人物的最好方法”⑨。只有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纂写，寓褒贬于述事之中，才能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生动感人。

　　人物传中的各篇传记(或传略)详略要得当，长短不要相差悬殊。文字要简炼精确，且忌文章赘述冗长，使人读起来乏味。在一般情况下，县志的立传人物不多，排列顺序无须分类，为使其脉络清楚，便于存史和利用，应以传主的生年(或卒年)先后为序排列为宜。

　　（作者：王咏曦）

　　注： 

　　1任一的《略谈新编地方志与爱国主义》见《山西地方志通讯》1983年7、8期

　　2梁寒冰《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刍议》见《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5、6期

　　3陈存广《试论志及其对地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见《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2期

　　4刘光禄等《县志编修探微》

　　5章学诚《修志十议》

　　6董一博《在修志工作中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见《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4、5期

　　7章学诚《湖北通志辩例》

　　8班固《汉书》序

　　9畅晓敏《怎样写出“活”的人物》见《中国地了方志通讯》198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