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873—1929）是我国近代史上极负盛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又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既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留下了重要资料，也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现就他在方志学方面的贡献作一略述。 

　　一、首创了“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4]然而类目之芜杂是宋代方志的一大缺点。梁启超指出：《吴郡志》分三十九门，嘉泰《会稽志》分目至一百一十七，更可笑矣！他说：“内容门类之区分由繁而日趋于简，其所叙述范围则由俭而日扩于丰，此方志进化之大凡也。”^[5]梁氏在叙述宋元明清的方志时，以大量篇幅记其体例之嬗变及其特点；官修和私撰各自的利弊得失，以及历代统治阶级为发展地方志事业所采取的措施，今人多有更深入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特别到了清代，不仅方志内容之丰富、体例之完备、数量之众多，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且许多著名学者也在方志理论研究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遗憾的是它还未形成独立的、完整的一门科学体系。梁启超曾高度评价史学大师章学诚对建立我国方志学韵杰出贡献，称他为“方志之圣”，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章学诚）始也”。直至今日，学术界多沿用其说。但是从章学诚的著作中看，章还没有明确创立“方志学”这个学科概念。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有无这个学科慨念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概念是经过科学抽象而产生的，它标志着认识阶段的飞跃。

　　据考，梁启超在1923年曾系统论述了我国地方志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并冠以“方志学”的标目，作为“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之一，载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这样，方志学才作为一种专门的科学，出现于学术之林。在这以前，还未曾见过方志学这个概念。

　　“方志学”这个科学概念的内涵是什么，从梁启超的一系列史学、方志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方志学应包括：方志的渊源、嬗变和发展；方志的性质、意义和价值，方志的体例、篇目和章法；方志的主流和支流；方志作品的优劣和得失；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修志的方法和技巧；修志者应具备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等等。可以说，有关方志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梁启超都作了明确的回答或初步的探索。因而，“方志学”这个科学体系一经形成，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在内忧外患，国乱民穷的民国初期，所以能够编纂数量可观的地方志书和诞生了数种方志学理论专著，是和梁启超在方志学理论研究上的贡献，有密切关系的。

　　二、首次探究了方志史 

　　我国地方志虽有悠久的历史，但过去从未有人对方志史进行过系统、全面的研究。梁启超首次上起先秦、下迄民初，探究了方志发展的全过程。

　　关于方志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梁启超从广义的角度，认为滥觞于春秋时期列国之史书。他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祷杌》、鲁《春秋》，《墨子》所称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但他又说，那时诸侯列国与秦汉以后的郡县组织不同，书的体例也不同。凶此，从狭义的角度看，其具备今方志之形式者，惟晋代挚虞的《畿服经》、常璩的《华阳国志》，二者“实为后世方志之权舆矣。”^[2]他说，前者记述“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池、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后者，“虽叙政治沿革居十之七八，然亦分郡县记其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族及先贤士女之传记”。^[3]

　　我认为这样追溯我国方志的起源，比孤立的《春秋》说、《禹贡》说、《山海经》说、《越绝书》说、《南阳风俗传》说，更要全面和准确。因为这些书多未具备后世方志之体例。

　　汉魏六朝大量方志，梁氏认为是“分地记载之著作”，和宋代以后的方志还有区别。他根据这些书的内容性质划分为七类，即：图经类（如《冀州图经》、《齐州图经》)；政记类（如《吴越春秋》、《三辅故事》），人物类（如《陈留耆旧传》、《会稽先贤传》）；风土记类（如《陈留风俗传》、《荆楚岁时记》）；古迹类如(《三辅黄图》、《洛阳伽蓝记》)；谱牒类(如《冀州姓族谱》、《袁州诸姓谱》)；文征类(如《江左文章志》)。梁启超这一科学分类，显然比《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著录，更为细致，更为严密了。

　　宋代方志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因为“自宋以后，荟萃以上各体成为方志。”

　　在我国方志中，主体是省、府、州、县、厅、卫、所的志书，但也有众多的体例形式不同于方志记载地方史事的著作。因为这些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梁启超称之为“方志支流”。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清代这方面的著作分为七类。即：（一）纯属方志体例而避其名者（如师范的《滇系》、许石华的《海州文献录》）。（二）专记一地方重要史迹者，其体例或为编年（如汪容甫的《广陵通典》、黄觉轩的《明州系年要录》），或为纪事本术（如冯建的《滇考》），（三）专记人物者（如潘力田的《松陵文献》、刘毓崧的《彭城献征录》）。（四）专记风俗轶闻者（如屈大均的《广东新语》、田雯的《黔书》）。（五）不肯作全部志，而摘取志中应有之一篇为已所研究有得而特别泐成者（如全祖望的《四明望族表》、孙仲容的《温州经籍志》）。（六）有参与志局事而不能行其志，因自出其所写完者（如焦循的《邗记》、吴玉缙的《山阴志异》）。（七）有于一州、县内复析其一局部之地作专志者（如张炎真的《乌青文献》、焦循的《北湖小记》，乃至各名城志，名山志）。梁启超在类分这些“方志支流”时，唯恐人们不解其意，对每种书还都加以扼要提示，如说《广陵通典》，“此书极佳，实一部有断制之扬州史”。说《滇系》“实私撰之云南通志，因旧通志极芜略，且已七十年失修，乃独立创者”等等。梁启超把这些方志支流，也列为方志史研究的范畴，这就使人们认识到方志的品类繁多、内容丰富，便于进_步丛广度和深度来挖掘这一史料宝库。

　　总之，梁氏开创了系统研究我国方志史的先例，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三、高度评价了方志的意义和价值 

　　梁启超强调方志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地方志书列为史学书籍十大部类之一， ^[6]或说“史之缩本”^[7]。并明确指出对地方史志的研究和编纂，是新编中国通史必须首先要抓好的五种专史之一。^[8]他强调包括地方史志在内的“专门史”和“普遍史”是密不可分的，说“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他呼吁史学家们先作“部分的精密研究，”“分途以赴”，则“理想的新史”才可耀出现。

　　梁启超针对部分人轻视地方志的倾向说：“方志之学，非小道也。”它和“民之荣瘁，国之污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方志最能反映吾国各地“夙昔遗传之质性”、“现在演进之实况”及“环境所熏习、所医是引的方向”，如果对这些都不甚了解,国家便无法自立于大地。他说：“中国之大，各区域遗传、实况、环境之相差别盖甚赜。必先从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后可以观其全。不此之务，漫然摭拾一姓兴亡之跡，或一都市偶发之变态，而日吾既学史矣，吾已知今之中国作何状，此又与不知之甚也。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一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籍。故方志者，非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污隆，于兹系焉！”^[9]

　　由于方志记载了地方的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等各方面的情势，而这些正是国史所不载，因而方志就具备了“史料之渊丛”。^[10]这一功能，是治史者“披沙拣金之凭籍”。^[11]他甚至还说，方志“即极恶俗者，亦未宜厌弃”，因为它保存“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12]

　　对方志的意义和作用，前人固然多有评论，但从史学角度来论述其重要，梁启超更多新解，这对我们也颇有启发。

　　四、从梁启超对几部方志的品评看他的方志主张 

　　在梁启超有关方志学的论著中，他品评研究和分类列举了一百七十多种影响较著的方志。就在他病逝前三个月的时候，在“医院养病中，得《信州府志》，非常高兴”。^[13]充分说明他对方志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现从他所评论的几部方志，来看一看他的方志主张。

　　1、明代康海撰的《武功县志》三卷、韩邦靖撰的《朝邑县志》二卷，都在清代享有很高的声誉。《四库全书总日提要》谓武功志“文筒事核，训词尔雅”、“乡国之史，莫良于此”。王士祯誉二志为“巨丽”者。然而，梁启超却以过略、过简（武功志二万余言，朝邑志五千七百余言），不足以为国史取材而讥之。他说：“宁愿得四库存目（按：清廷纂修《四库全书》时，把价值不高的书列入存目）中之明志一种，不愿得如武功、朝邑志者十种，何也?以其无所取材也。”他主张“方志为国史取材，与其俭漏，毋宁博滥。”如果过份强调“简洁"，一定要以“古文义法，部勒史实”的话，那就等于“削趾适履，其伤实多’’。^[14]十分明显，梁氏是极端重视地方志的资料性这个特点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梁氏在治学上是从不苟同迂腐陈见的。

　　2、戴震参订的《汾州府志》三十二卷，该书“体大思精，文约义赡”，既“不囿于旧习”，又“非周察其实不敢以为言”。资料丰富，而言之有据。国内影响较大。著名学者段玉裁谓“其书之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并节抄其例言、图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迹，将付诸梓，以为修志楷式。^[15]梁启超亦认为它“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并肯定“汾志凡例，则斯学（即方志学）楷式也。”  还建议“汾志例言，亟宜录出单行也。”^[16]

　　我们知道，戴震和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两大学派。戴氏重考据、重地理沿革；章氏重文献，重经世致用。而且，两派有过论争。梁启超在崇尚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同时，对戴东原在方志学上的贡献，也给予很高评价，说明他是主张兼收并蓄、各取其长的。这比尊章抑戴的态度要客观和实事求是。

　　3、嘉庆年间谢启昆修的《广西通志》，在清代有很大影响。阮元称其“载录详明，体例雅饬”。马丕瑶赞其“体例最善，不背史裁，遂为二百余年来官书之创体。”该志二百八十卷，分为训典，四表（郡县沿革、职官、选举、封建）；九略（舆地、山川、关隘、建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胜迹）；二录（宦绩、谪官）；六列传（人物、土司、列女、流寓、仙释、诸蛮）。结构宏大而不紊，内容详赡而不杂，被梁启超赞为“省志楷模”。梁启超说：“谢蕴山（启昆）之《广西通志》，首著叙例二十三则，遍征晋、唐、宋、明诸家门类体制，舍短取长，说明其所以因革之由。”因而，阮元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时，“体制全师蕴山”。^[17]还说：“认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始也，故其志为省志楷模。”^[18]

　　但，梁启超在肯定它的同时，也指出它的不足。由于谢启昆、阮元修的方志，受考据学派的影响较深，讲究“无一字无来历”，“一个字、一句话都有根据”，“惟患其己出”，所以梁启超评说：“这种办法，我们大家是赞成的，因为有上手可追问；但亦有短处，在太呆板。因为有许多事情未经前人写在纸上，虽确切其实，亦写法采录，而且古人行为的臧否与批评，事实的连络与补充，皆感困难。吾人可师其意，但不必如此谨严。”^[19]梁启超在研究前人的学术思想时，注意到了一分为二，这种精神是可取的。

　　4、民国十四年余绍宋修撰的《龙游县志》四十卷，其中正志二十三卷，分纪、考、表、传、略、别录六门；附志十七卷，分丛载、掌故、文征三门。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县志。梁启超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其十长：一、以三书为附志，隶于正志，主从秩然，二、寓文理密察于洁净精微中；三、征引之书不下四、五百种，为搜集辩证史料之最好模范；四、对前志既不盲从，亦不轻侵，订讹存真，一经甄定，转成谬琳；五、通纪之作，综一县二千年间大事，若挈裘振领，六、考氏族移徒变迁消长之跡，推求文化之优劣、人才之盛衰、风俗之良窳、生计之荣瘁，其义例为千古创体，前无所承其功用则抉社会学之奥；七、艺文考，仿朱氏《经义考》例，详录其序例解题，或自作提要，间以考证，令读者得审原书价值及文学盛衰之大凡；八、食货考以户口、田赋、水利、仓储、物产、物价为次，多凭实地采访，加以疏证；九、地理创“都图表”，记道里远近、居民疏密，且可与“氏族”互证；十、名宦录仿康海《武功县志》，美恶并书，俾图治者得所鉴焉。

　　梁启超在这篇序言里，对章学诚方志思想中不足之处，进行了指责。他说：章学诚“尚未能尽慊人意者，专注重作史别裁，而于史料之菟辑用力较鲜，一也；嫉视当时考证之学，务与戴东原立异望是，关于沿革事项率多疏略，二也；其所创之义例，虽大半精思独阏，然亦间有为旧史观念所束缚，或时讳所牵掣不能自贯彻其主张者，三也。”我觉得这些批评比较中肯，对我们深入研究方志学、探讨章学诚的方志思想，不无裨益。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学者，是进化论的笃信者。他一系列的史学著作和方志论述，无不受历史进化论所支配。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比起封建传统的天命论，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处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那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势必落伍于时代。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不可能认识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使方志学的研究顺应人民革命的需要。这是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局限所在。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诞生之前，梁启超能为我们提供较系统的方志学方面的见解和理论，并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的。

注

　　[1][4][10][12][18]《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2][3][5][10][14][17]（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六十七：《说方志》

　　[6](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三十四：《新史学》

　　[7]《清代学术概论》

　　[8][19]《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9]《龙游县志•序》

　　[13]盂祥才《梁启超傅》

　　[15][16]  (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六十五《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

　　[20]《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