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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璀洛: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现状与创新发展探析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20-05-19 15:52:0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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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志馆作为收藏研究、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宣传展示国情、地情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地方志工作对外展示的一扇窗口。方志馆能否提供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方志工作者业务水平的展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着方志事业的社会影响力。

  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对于地方志工作机构来说,可以宣传方志工作,扩大地方志影响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整体配置效率。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的重点是要给社会大众提供更高效优质的服务,提升方志文化影响力。在方志馆建设理论研究方面,方志学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对现状分析少,对建设目标研究多。本文通过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论文的搜集、通过各级方志机构官网网站查询资料,对比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文化服务用馆,分析现状,对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方法做推理研究。

  一、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总体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第二条,“本法所称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根据这一定义,方志馆即属于公共文化服务。《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也有相应定义。

  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公布的统计数据,2015 年至2016 年,省级方志馆16 个数目未有变化,地市级方志馆由86 个变为101 个,新增15 个,县级方志馆由296 个变为350 个,新增54 个。因为方志馆建设周期较长,而可分析的年度数据量少,所以仅从存量上分析这项数据。省级方志馆覆盖率为51.61%,市级方志馆覆盖率为30.24%,县级方志馆覆盖率为12.27%(港澳台不含算在内)。从存量占区划数量比可以看出,一是占比不高,很多地区仍有待建设,二是省市县三级自上而下覆盖率呈线性逐渐降低。

  方志馆建设总体来说,相对进步较大,但是在蓬勃发展的建设热潮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并未能发挥全部价值,起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作用较薄弱。

  二、有利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的因素

  (一)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2015 年8 月25 日,《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 年)》在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中都提到“方志馆建设”,并在基本原则中提出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修志的优良传统,认真总结地方志工作的经验教训,深化改革,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2016 年12 月2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2017 年6 月12 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该规定对方志馆概念与功能、方志馆建设规划与规模、方志馆建筑选址与设计、方志馆建筑标准与机构人员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规定的出台,是对方志馆建设浪潮的规范引导,也为方志馆建设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二)公共文化服务财政投入逐步增加近十余年来,各级政府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大多数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传承优秀方志文化,通过方志馆这个载体来宣传优秀方志文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2008 年,中国国家方志馆申请立项,200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整体购买大楼,总投资1.3 亿元;北京市方志馆与首都图书馆二期合建,总投资4.7 亿元人民币;南京市档案馆、方志馆合建,总投资2.7亿元;2018 年,山东省档案馆方志馆合建,总投资约2.16 亿元。大额的投资项目可以反映出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力度和决心,这是各级地方志机构争取建设资金的有利条件。

  三、制约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的因素

  (一)常见定位误区方志馆应当是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但是由于地方志的社会关注度不高,很多方志馆成为方志系统人员内部交流的场所。

  1. 图书馆定位。方志的“志”,本意是记载文字、文章,方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被归类在史部的地理类。中国古代的史馆、国史馆、实录馆功能就是藏书和修史。设馆修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兰台、东观。因为在藏书之地修史,资料丰富,有利用之便。今天很大一部分方志馆的定位都是藏书和修志办公二合一。工业革命以来,记载事物的表现形式和客体媒介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表现形式不再仅限于文字,客体媒介也不再仅限于纸张。仅把方志馆当做一个藏书馆来管理运行,显然存在落后于时代的不合时宜的一面。

  2. 办公楼定位。方志馆办公楼定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近代第一个方志馆。民国31 年(1942年),在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推动下,浙江省史料征集委员会在云和县建立,次年8 月16 日改称浙江省通志馆。当时的浙江省通志馆,就是修志机构,而不是一个展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方志馆是方志机构的办公楼,展区面积十分狭小,或者根本就没有展示区。其中有小面积展区的也很少见到社会公众参观,乏人问津。有的县级方志馆,因当时财政收入可观,建筑面积较大,但是没有实质性内容,连第一轮编修的志书和多年编修的年鉴都没有收藏齐全。

  (二)设施、产品、活动和服务缺位国内图书馆正在由提供图书服务转向提供知识服务,资源存储和资源传输向自动化和信息化迈进。

  大型公共图书馆在空间利用方面往第三空间发展,即不再以图书收藏为主体,而是集读书、休闲、餐饮、旅游于一身的公益综合体。新建博物馆和展览馆均着力加强自动化管理和信息化服务,并且不断深入结合数字人文、3D 打印、智能定位、虚拟现实、物联网络等前沿科学技术,给公众提供崭新的文化服务体验。目前国内的方志馆在设施、产品、活动和服务方面,和图书馆和博物馆等相比较,仍有差距。在服务设施方面,很多方志馆不向参观者提供电脑、电子阅读器、电子扫描笔等电子设备,没有固定的电子信息设备使用区域。在馆藏资源方面,许多方志馆馆藏志鉴书籍杂而不精,而且志鉴理论研究类型书籍更少。有些图书室面积较小,导致藏书管理不规范。

  一些方志馆没有图书下架管理,通过多级地方志机构的图书交换而收藏了很多与该行政区划毫无关联的其他地区的志鉴成果。这些图书尘封在藏书架,无人问津。在馆办活动上面,数量有限,范围较小。

  举办的活动没有抓住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热点,方志界外的参与度较低。在信息化服务方面,力有不及。很多方志馆没有大型数据供应商提供的论文下载,也没有配套的数据支撑,需要的资料只能采取手写摘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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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德敏,新型方志馆建设与管理初探,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集(2016

 

  (三)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低从接受社会捐赠和志愿行动的数量和规模分析,方志馆的社会普及度依然较低。通常来说,社会公众对公共文化类展馆的捐赠形式有资金、文献信息资料、设备等。方志馆的私人捐赠以图书捐赠为主,数量偏少,基本来自方志界离退休老同志。很多方志馆没有正式的接受捐赠的制度。国内很多大型的博物馆均有解说志愿者,不乏退休老同志发挥余热,为游客作免费解说。如,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者团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进入团队还需严格筛选。图书馆也有相应的志愿者服务团队。相较之下,方志馆的解说志愿者则显得较为薄弱。

  从私人收藏的角度分析,也远远不足。近二十年来,私人创办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热潮较高,而且名气也在逐渐上升。马未都创办的观复博物馆、高晓松创办的杂书馆,都是通过其个人IP 提升影响力。

  但是在个人创办方志馆方面,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细则进行规定。私人创办方志馆,寥寥无几,有限的几例基本是以藏书为主。山西省古县李建国将其个人藏书分类编目,通过县图书馆和档案馆网站对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类似李建国的方志书籍收藏爱好者在全国范围内不少,但是有能力对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却不多。

  (四)创新思维稍显不足从布展形式上分析,国内很多方志馆创新思维稍显不足。部分展馆没有引入成熟的科学技术为展示内容服务,还是以文字图片展为主,难以抓住参观者的眼球。有部分展馆虽然采用了声光电等方式结合展览,但是内容较为单调,没有将前沿科技和概念与地方志文化较好地融合。

  四、方志馆公共服务创新性发展方向

  方志馆文化服务是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目前我国的方志馆有不少是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其建筑形式、管理机制、服务理念和服务方式等已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文化信息公开化、信息使用便捷化、信息服务多元化的大环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巨变。人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多样化与时代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为了更好的发挥方志馆功能的和作用,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必须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需求。

  (一)主导力量创新目前,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对象和参与成分都过于单一。我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和运营主要分为三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园区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方志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和运营,基本上是政府主导模式,其他两种模式目前少有出现相关案例。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是值得尝试的新路径,将方志馆公共服务由单一建设主体向多方主体参与建设及运营方向转移。

  在方志馆文化服务提供过程中,需要不断积极参与当地规划布局的公共文化项目,以公共财政引路,引导社会各界捐助财物。完善捐赠制度,实施地方志品牌化工程,适度宣传和回赠纪念品,给予捐赠人士以荣誉感和获得感。探索建立文化志愿者的选拔、培训、激励机制,鼓励、引导和支持各界人士志愿参与方志馆公益性文化服务。文化服务提供者的扩充,一方面有力于发展方志文化事业,另一方面有利于为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更多关注和受众,一举两得。

  (二)展览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推动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的力量。不少方志馆研究方面的论文提出,要依靠互联网技术,结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但是对具体的细节应用,只是大略指出需要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在方志馆建设中,没有自成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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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旭,关于个人方志馆的法律思考,黑龙江史志,2015 年20 期

 

未来方志馆的建设形式应是智能集成方志馆。集成是指融合新兴前沿科技研究,综合性的科技研究,建立在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平台和架构基础之上,以多种线上、线下的软硬体结合的方式进行地情文化的展示。智能是指方志馆的资源运营情况必须由机器智脑进行不断收集信息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调整调配方志馆的各类软硬体设施和多元化的媒体素材,从而更智能地向公众提供内容丰富、个性定制、多样多彩的文化服务。一些方志馆也在智慧方志馆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比如广州市方志馆推出了智能机器人,但是距离智能集成的标准有所差距。

  (三)管理运营创新1. 选址。《方志馆建设规定(试行)》颁布后,多地的方志馆建设开始争取立项。为方便方志馆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文化服务,在选址中也要注意选择文化展馆集群地。中国文化血液里面,含有很多集群因素,比如中式的宗族、家族等,就是通过血缘将人员扭结在一起。能量集中,才能汇聚迸发更强大的力量,才更加安全可靠。方志馆建设在选址时,也应充分发挥集群的优势,尽可能加入到公共文化设施集中项目,比如,某省文化公园系列展馆、某市“三馆一厅”等A2 类图书展览设施用地。集群建筑形式,既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观感,又方便市民、游客对方志馆进行口碑宣传,无形中增加方志文化服务的影响力。

  2. 布展。目前国内很多方志馆仍然是文字内容占据比例较大。文字在短时间内的冲击力和直观表达力量是不够的,要通过编剧、道具师、手绘师、原画师、建模师等专业性人才,把地方志资料里极具价值的、人无我有的特色内容挖掘出来,用多媒体的形式表现,大量使用图片、视频、模型、沙盘、塑像等形式,尽可能压缩文本内容,使方志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尽可能丰富多彩,在视觉、听觉效果上塑造震撼力,以满足公众需求。

  3. 互动。结合方志馆的发展历史和各文化展馆的现实情况来看,双向互动是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除却展览元素和公众的互动之外,还要需要丰富的互动元素,增强方志文化服务的活性。

  在这方面,可以通过组织邀请专家、名人作报告、讲演,组织各种地方特色艺术表演,以地域文化为基础,举办公益课、手工制作、亲子活动、书词研究会、年俗展览会等各式各类活动,并将这些活动送出去,送进机关、军营、校园、社区、农村。用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起到宣传方志文化与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双重作用。

  结论方志馆作用和重大意义无需赘述,方志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如何做好、做强、做大,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也是现实发展的考验。尽管各地的方志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并且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在新时代方志人努力下,用开拓创新的思维不断从多方面探索,必将取得新的方志文化的辉煌。

 

  参考文献[1]刘玉宏,论方志馆的性质与功能[J],中国地方志,2018 年第1 期

      [2]毛珏珺,试论方志馆的功能与定位[J],黑龙江史志,2014 年第20 期

      [3]刘德敏,新型方志馆建设与管理初探[C],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究优秀论文集(2016)

      [4]张旭,关于个人方志馆的法律思考[J],黑龙江史志,2015 年第20 期

      [5]游桃琴,浅谈方志馆的独特地情定位与社会价值[J],新疆地方志,2014 年第1 期

      [6]黄文记,试论方志馆在地方文化中的新定位[J],广西地方志,2013 年第3 期

  (作者单位: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